春节反腐向红包宣战:红包再小也是“红线”
廉不廉,看过年——逢年过节收红包是孩子们特别期盼的事,但个别官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却在这个时节“心思活泛”起来,也想同样“享受”红包的乐趣。党纪国法允许这份所谓的“人情”吗?
在羊年春节来临之际,广东、四川、江西等多地纪委表示,将重点治理收送“红包”等作风问题。有关专家和纪检干部郑重提醒:要警惕那些打着人情往来旗号、包裹利益输送的红包,如同腐败“引线”一样,一步步将违法违纪官员拖下水。
红包陷阱:“人情往来”拖贪官下马
别拿红包不当回事,记者梳理近年一些腐败案件发现,绝大多数贪腐官员都有收受红包的情节,不少人从收受一份年节红包开始,到后来越收越多、无法收手,最终蜕变成大贪大腐。
以甘肃省定西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刘生海为例,这位受贿金额近千万元的官员被调查后说,自己一步步深陷泥潭,正是因为当初收下的一份份年节“小”礼。
据该案主审法官透露,刘生海受贿金额逐年加大,从最初几千、几万元,到后来几十万元甚至一套房子都敢“笑纳”。刘生海说,他也知道,不管是单位同事还是社会上的生意人,没有无缘无故找上门的。但是,这些人往往不在送礼时提出需求,而且很多人都是地方上的熟面孔,或是经人介绍,加上逢年过节,就更不好意思拒绝。
“中国是人情社会,借着年节拜会送红包,容易掩盖受贿行贿的本质,”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红包礼金表面上是人情往来,本质上还是利益交换、政治投资,早晚一天要把官员拖下水。
人送外号“茶主任”的江西省新余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建华,嗜好喝茶交友,而他收受的过千万贿赂中,大部分就是“茶友”送的红包、礼金。据周建华交代,在品茶中,他对“茶友”们提出帮忙的事有求必应,“茶友”们也会以各种理由给“茶主任”上供。红包礼金的数额逐年逐月水涨船高,有的高达10万多元。接受调查后,周建华深深忏悔:“喝茶是我广交朋友的一条纽带,也成为套在我脖子上的一根绳索。”
红包顽劣:带坏政风带歪世风
以人情为“挡箭牌”,礼尚往来成了正常的事,红包、节礼也就越收越顺理成 章,越收越没有压力。
——你收我也收,你送我也送,红包歪风蔓延。2014年,备受社会关注的广东科技系统腐败案有70多人被立案调查,贪腐侵蚀导致上亿元科技扶持资金进了行贿企业腰包。广东省科技厅一名被查干部说:“我到单位上班的第一天就大吃一惊,有人拿着一摞信封挨个派红包,得知我是新来的,连认都不认识就给我一个。企业给科技系统官员送红包已成了多年‘惯例’。”
送红包在一些地方成为风气,不少干部被风气裹挟,劣币驱逐良币。东部沿海城市一位干部说,别人都送,自己不送,肯定会被视为另类,轻则被排挤到圈子外,重则位置不保。被查收受大量红包礼金的广东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有名名言:“谁送我红包不记得,谁不送就记得。”
——从“被动收”到“主动要”,红包成敛财“法宝”。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于少东在儿子婚礼现场“服务周到”地提供空红包,让来宾直接往红包里装礼金,一场婚礼收受礼金达200多万元。此后,于少东被举报落马。
——群贪群腐,基层官场出现“塌方式腐败”。2014年,海南医疗卫生系统43名干部先后因贪腐被查,从医院院长到普通护士,集体参与其中,收受“红包”“回扣”,套取医保2414万元。办案人员查处一个院长带出一批老板,查处一个老板又带出一批医务人员。
红包所到之处,寻租成“风”,无红包、不办公,深受其害的是普通百姓。上学、看病、找工作……诸事都要花钱打点,老百姓办事难上加难。
重拳猛药:向红包“顽疾”宣战
在地处东南沿海的某市,如何查处送礼歪风让纪检部门非常头疼,索性在办公楼安装了摄像头。结果,明目张胆到单位里送红包的少了,暗地里私相授受的仍然屡禁不止。
为何腐败官员“青睐”红包,多名接受采访的反腐人士认为,主要是因为监督、制约缺少“抓手”,相关制度执行不严,导致贪官浑水摸鱼,大打“擦边球”。
根据刑法,受贿罪须满足索取他人财物或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达到5000元以上予以立案。在接受调查或庭审当中,不少官员借此抵赖,虽然收礼,但没为他人谋利,还有“懂法”的贪官,“压哨”收钱:每个红包都不到5000元,妄图规避立案标准。
对此,广州市中院刑二庭法官何春竹严正告诫:在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就算收礼时没说明确的请托事项,收礼也通常按受贿罪处理,而官员在一些红白喜事中收取礼金,只要超出合理数额,也认定为受贿,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受贿数额处罚。
反腐专家认为,针对这些乱象,纪检部门必须出重拳、下猛药,严惩不贷,才能震慑歪风扩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在新加坡,公务员受贿要处以监禁,还要罚款,并没收在职期间的公积金。在香港,政府雇员在生日、婚礼等喜庆场合或在圣诞节和春节,可收受私人密友所送的任意一次价值不超过500港元的金钱及其他礼物。在美国,官员可以接受不高于20美元的礼物,每人每年从同一个来源中收到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
任建明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也实行过礼品登记上缴制度,要求收礼满100元登记,满200元上缴,但实际上这项制度没有执行。长期监督、执行不到位,客观上纵容了一些腐败官员,也使“情”、“礼”之间的界限出现了混乱。如今,我党的纪律规定更加严厉,党纪处分条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对官员收受礼品礼金都是禁止性条款,红包再小也是“红线”。
当前,群众监督的“大网”已经撒开,一些顶风违纪的官员纷纷“现形”。今年1月初,因受到举报,广东省乐昌市72名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被纪检部门调查,部分干部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基层法官何春竹说:“反腐成果证实,我们并不缺乏可执行的制度、法律,而是缺乏执行的决心和力度。对官员和干部收受红包礼金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保持高压态势,让‘红包腐败’无处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