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让本该属于酒的回归酒盅,岂不快哉?

　　【原标题:劝酒、拼酒及其他】

　　宋仁宗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当差。有一天,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很高兴,请同僚们喝酒。王安石与司马光坐在一块,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欢喝酒。因为顶头上司包拯劝酒,所以司马光硬着头皮喝了几杯。当包拯给王安石敬酒时,无论他怎么劝怎么说,王安石就是不喝。这事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当场下不了台。

　　包拯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王安石作为下属,竟然公然违抗自己。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但王安石却违反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政治潜规则——领导敬酒你不吃,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前段时间,黑龙江省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在因私公款消费中致陪酒人死亡的事情,可以说将中国带有劣根性的酒桌潜规则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也带给我们沉重的思索。

　　不管是领导、是朋友还是长辈,敬过来的酒,不问青红皂白,不喝就是不给面子?不喝就是大不敬?想起了自己朋友的一次亲身经历,在他到某大型国企办事时,席间,党委书记敬酒,我的这位朋友只要喝一小杯白酒就会浑身难受脸色惨白,因为他体内缺少一种分解酒精的酶,可这位党委书记毫不知情,见一桌人全部干杯唯独他没有喝时,大为不快,当着一桌子人数落了他一番,并当场以命令口吻让其一口喝掉。

　　在当代中国,国人的生活水平、思想深度、人文素养按道理应该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步了,可我们发现,酒桌上的劝酒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而有所收敛,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越来越严重。越是靠近政治权力的地方,这种风气越重,反而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相对好一些。河南、西安等传统政治中心,以及北京及其周边的东北、山东、河北等省市地区,劝酒、逼酒的风气极为盛行。虽然八项规定的出台,令喝官酒的现象有所收敛,可朋友聚会、私人宴请,酒照样不少喝。

　　2014年12月末,全国各地本毫不相干的人们,在各自的聚会上因酒和网络联系到了一起,从“一斤哥”到“七斤哥”,最终促成岁末年初的一场“网络拼酒”闹剧,在视频网站和微信等不同社交平台上疯狂传播,引来一片批评之声。大家边骂边传播,边看边拼喝,这背后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从古至今,酒作为一种特殊的饮品,历来在社会生活中被赋予了太多符号化的意义。首先,在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酒首先是和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的,“善饮”、“豪饮”更是历来男性特征与男子汉气概的表征。喝酒作为社交中的一种交际工具,加之传统民间嗜酒陋习,酒量的大小被认为是一种能力大小的体现。当下社会不时充斥着浮躁与喧嚣,部分社会成员出现精神生活荒芜,无力排解,加之无聊、炒作、炫富、暴力、冷漠等元素的刺激,最终构成了“网络斗酒”这种畸形娱乐现象的出现。

　　追溯中国酒文化,其实历史源远流长,酒中有精神,酒中有内涵。在喝酒有度的前提下,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级敬上级,晚辈敬长辈,适量劝酒和敬酒,也符合中国几千年宗法社会形成的规则,本无伤大雅。但是酒伦理慢慢变成了政治强制力,由喝酒演变成斗酒,这种颟顸无知的酒徒之举,就必须加以痛斥了。

　　让我们试想做一次时空穿越,回到唐朝的宴会,那时的宴请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一顿饭吃这么长时间,话题必然枯竭,于是大家起身,红男绿女,吃吃敬敬,除了丝竹歌舞,还有美酒做伴,简简单单,开怀畅饮,让本该属于酒的回归酒盅,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