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自称为《红高粱》牺牲大：耳光数我挨的最多
当年陈强出演《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因为人物塑造的过于生动，许多入戏太神的观众把他本人和黄世仁划伤了等号，陈强还因此遭受了不少“攻击”。时过境迁，反派人物依然是影视作品里“不受待见”的角色，因为你演得越成功，观众就会越恨你。
不过反派角色又是不可或缺的，道理很简单，没有反面，哪来的正面？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电视剧《红高粱》里，这个重担落在了曹征身上。曹征说，对接受钱玉郎这个“坏透了”的角色，他也犹豫过，但俗话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既然演了，就得拿出十二分的诚意。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到曹征的微博下留言“痛骂”他，无奈的曹征只能请观众们开骂时把“你”换成“玉郎”。陈强老爷子的经典案例再度重演，编剧赵冬苓直替曹征高兴，“这说明观众认可你的表演了”。
演反派也发怵 逼自己爱上玉郎
能出演《红高粱》这样的精良之作，对很多演员来说都是莫大的荣幸，但曹征感到荣幸的同时却也有些痛心疾首，因为在《红高粱》里，他的角色是个人见人嫌的“大反派”，“我在钱玉郎身上找不到任何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找不到任何一点可爱之处，一点真善美的影子。”
钱玉郎是电视剧《红高粱》新增加的人物，在曹征眼中，这是剧中一个符号性很强的角色。剧中，钱玉郎基本上坏事做绝：他勾搭了九儿的嫂子淑贤，结果被捉奸在床；侮辱了余占鳌的老婆恋儿；几次试图调戏九儿，还被打了两个大耳瓜子，“总之，他是一个好色、软弱，有些时候还缺乏主见的投机分子”。
钱玉郎的反派形象如此地深入人心，任何一个想要挑战他的演员都要掂量掂量：演的越好是不是就越有损于自己的“光辉形象”？曹征坦言他也有过这样的疑虑，无奈导演郑晓龙认准了他就是“坏小子”的最佳人选。“其实我一开始梦寐以求的角色是“俊杰”，但试镜之后，导演就觉得我的气质特别适合演玉郎，又试了下玉郎的戏，导演当天就定我来演这个角色了。但是我看了剧本之后不敢演，理由特别简单：我知道这个戏一定会好，玉郎这个角色也很出彩，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有点担心，我觉得自己努力了10年，最后凭借一个这样的角色被大家记住，会觉得不甘心。再加上我在心理上不是很认同的角色，我怕自己演不好。但是后来在导演的一再坚持下，我还是答应了”。
虽然曹征对上对这个角色颇多抱怨，但他坦言，这都是玩笑话，不喜欢、不接受都是在他接这部戏之前的事情，当他同意演这部戏之后，他会调整自己的思路，马上就爱上钱玉郎这个角色，“因为如果我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角色，那我怎么样来演他呢”。曹征表示，他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表演，在玉郎这个反派身上呈现出一定的可爱之处，“虽然贱，但是有些时候他贱的还是挺可爱的，观众看了不会一边倒全是骂他的”。
演员命运很悲催 角色的苦我替他受着
身为一个反派角色，曹征饰演的钱玉郎不但在观众中得不到好脸色，在剧里的命运也堪称“最悲催”的一个。如果说，有人批评角色太坏，曹征还能解释这都是艺术创作，和自己无关，那剧里钱玉郎受的苦，曹征就只能实打实地替他受着了。
在《红高粱》里，直爽的山东人民喜欢有话直说，有气当面就打。曹征总结了一下，《红高粱》里打别人耳光最多的是周迅，而挨打最多的肯定是他，“我被九儿抽过俩大耳瓜子，被我义父黑眼抽过一个大耳瓜子，被余占鳌的老婆恋儿抽过一个大耳瓜子，被九儿的嫂子淑贤打过，被余占鳌摁在床上锁喉过。总之很悲催，而且大家都是真打，这样才能有打完的那个真实反映，可疼了。”
有一次拍钱玉郎和恋儿的戏，玉郎利用一些手段把恋儿睡了，又骗她把余占鳌和九儿的孩子送到日军司令部去了。这场戏原剧本里面没有恋儿打玉郎耳光的戏份，走戏的时候，饰演恋儿的杨梅跟曹征说，“一会儿打你耳光行吗？”曹征说可以。杨梅说，“我打完你，你会怎么演？”曹征也不知道，说“你打了咱再说吧”。后来试拍的时候，杨梅一个耳光打下来，曹征心里的火一下就起来了，“那种火一看就是被打急了的时候才有的，那是演不出来的”，曹征事后得意地表示，虽然挨了打，但那场戏的效果特别好。
除了经常挨打，自己在剧中的死法也是曹征一直“耿耿于怀”的。“关于玉郎的死，原剧本中的设计是，在最后一场戏中，玉郎跟着日本人进了高粱地，在周迅一把大火烧了整片高粱地后，玉石俱焚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这个死，没有我的篇幅，挺遗憾的。之后突然有一天，听人说导演在改最后这段戏，说可能你的死法要改，我说真的吗？怎么改啊？人家就告诉我说，导演觉得玉郎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死了，还得给他一个明确的死法。当时我就开始无比期待，等呀、等呀，等了好久，最后结尾的剧本一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到我死的时候的那场戏：在玉郎正在叫嚣的时候，余占鳌说，“俊杰，你枪法准，毙了他，为黑眼大哥报仇”。然后俊杰一枪，我就倒了。我看了以后欲哭无泪，我觉得还不如最后跟周迅死到一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