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小三线”建设五十年
核心提示：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曾经是个神秘的字眼，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公开见诸报端，如今依然鲜为当代人所知。……
桂林生活网讯（桂林日报见习记者 苏展 文/摄）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曾经是个神秘的字眼，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公开见诸报端，如今依然鲜为当代人所知。“三线”运动曾涉及几百万人口的迁徙，“三线”建设是如何实施的?“三线”建设者的青春、生活和命运有着怎样的传奇?这些问题，多数人都找不到答案，也不曾引起更多人的关心。今年92岁的王淑玲就是曾经那成千上万热血群体中的一分子。1967年，他们一家六口人随厂从沈阳迁到桂林，从东北来到华南，从此与桂林结缘，把最美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三线”。
王淑玲与儿媳妇一起包饺子
在桂林过了半个世纪的“东北年”
从八一桥十字路口往右边拐进去，道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路两侧山体环绕，偶尔可见一些砖瓦老房，经过一个大约百米的大坡，就意味着离50年前桂林“小三线”建设的桂林橡胶机械厂不远了。工厂大门右边可见一条只有一辆车宽的小路，沿着小路往里面步行大概10分钟便到达桂林橡胶机械厂职工社区。
和面，擀皮，拌馅，“包上一些大葱白菜馅的饺子冻起来，过年吃的。”今年已经92岁的王淑玲老人行动缓慢，但身子骨还算硬朗，虽然耳朵有点背，但是依然可以操持简单的家务。若不是那浓重的东北口音，王淑玲和桂林其他正在做家务事的老太太看上去没什么区别。王淑玲告诉记者，虽然一家人已经在桂林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是依旧保留着东北的生活习惯，过年一定要自己包饺子，腌制酸菜，做猪肉炖粉条，拌凉菜喜欢多放醋和蒜。
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三线”建设，几百万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感召下，打起背包，远离故土，跋山涉水到祖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付出了无数的艰辛、血汗。1967年，王淑玲和丈夫及一女三儿，一家六口人随沈阳橡机厂从大东北来到华南，作为支援桂林“小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来到传说中的“山水甲天下”之地。王淑玲的大女儿苏炎今年也已经70岁了。“我和我妈一直住在这个‘山沟沟’里，互相照顾。”苏炎告诉记者，父亲早在1999年患有癌症先走一步，其他3个兄弟都成家立业，落地生根，生儿育女，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回橡机厂看望，而自己一直和母亲“蜗居”于此。
“以前过年过节，工会都会组织高跷队、秧歌队，我和我妈都会去的。”苏炎告诉记者，东北人每遇节庆或重大活动时，便会以扭秧歌的形式庆祝，一人一条七八尺长的红绸子系在腰间，两手各执一端，脚下踏着十字步且行且舞，煞是壮观。这个习俗也被他们带来了桂林，以前每逢过年过节厂里都会组织秧歌队去市区各个地方表演“刚来这的时候我们还造炕，在炕上睡觉、吃饭，后来住了楼房都拆掉了。”苏炎说。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橡机老一辈的同志渐渐老去、离世，生活习惯的改变与入乡随俗，“东北年味”也渐渐淡了，如今再想在桂林看见正宗的东北大秧歌已经很难。“现在走路都成困难。”苏炎告诉记者，自己患有风湿多年，现在走路已成问题，家住三楼，下楼都够呛，而王老太目前已经是整个橡机厂年纪最长的老人，两人基本上足不出户。
王淑玲出生成长在辽宁省大连市石城岛，家中靠捕鱼为生，是正儿八经的渔民，一年四季以海鲜为食，以至于王老太至今不吃鸡鸭猪牛羊肉，包括河里的鱼也不吃。“老太太平时荤菜就吃些海鱼跟鸡蛋。逢年过节，买些虾蟹啥的。”苏炎告诉记者，因为桂林不是沿海城市，海鲜品种少，价格贵，老太太一辈子生活拮据，省吃俭用惯了，所以不是过年过节儿女给家里带海鲜，老太太自己是舍不得买来吃的。尽管“东北年味”一年不如一年，但是包饺子、吃海鲜是王老太一家的保留项目。
相处之间，不难发现王老太一举一动都保留着东北小老太太的生活习惯，下意识把床当做东北的大炕，盘腿而坐，把桌子放在床上，可以在上面做面点、做针线、吃饭。在家也穿着布鞋走动。王老太年轻时裹过小脚，加之年事已高，走起路来步履蹒跚，而东北人强势的性格却丝毫不减，能自己做的事情坚决不让别人帮忙。
一九六七年，王淑玲一家人从沈阳到北京准备去往桂林。(由王淑玲家人提供)
那是一个说走就走的年代
据了解，解放之初，桂林市仅有几家小型工厂和一些手工业作坊，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桂林的第一次工业化进程起步于“小三线”建设时期。1966年，国家决定把桂林作为“小三线”规划，在桂林部署了机床工具、电子、电力电容器等三大行业。当时我国的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等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于是，成千上万的东北干部职工投入“小三线”的建设。王淑玲一家也被卷入这股“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洪流。桂林便成为了他们“一辈子”的去向。
苏炎告诉记者，当时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上级决定从沈阳橡机厂抽调工人技术骨干和领导来到桂林支援“三线”建设。“决定调谁过来都是上面有计划的安排，合理的搭配领导干部、中层干部以及技术工人。”1967年春天，一家人接到上级通知，准备去往桂林，投身“三线”建设。
据悉，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有关部门在挑选“三线”建设者时，都着重德、才两个方面，即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通，因此，那时能够参与“三线”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应该算是一种荣誉。他们当中，有从国家机关抽调的领导干部，有从科研单位选调的优秀科技人员，有从沿海内迁的职工，有从老工业基地和老企业调来的管理和生产骨干，有成建制调来的建筑安装队伍，有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工程兵指战员，还有上百万民兵和民工。据统计，不包括员工家属和就地参加建设的，单是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就多达400多万人。
“三线”建设，一度是个神秘的话题。由于建设项目主要是国防工业又处于深山僻野的保密状态，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人们也常常疑惑：去建设为了什么?值不值得?
“当时我21岁未满，全国都在闹文化大革命，沈阳那边两派打得厉害，每天都能听见炮声隆隆。我刚参加工作一年半，在沈阳工农造纸厂做统计工作，1967年4月8日橡机厂劳资科工作人员就到造纸厂调我去了。”苏炎回忆，当时时间紧迫，厂里帮忙用很粗糙的木头给员工们打包行李、箱子、家具。一星期后，由厂里买火车票，一家人便乘坐“英雄12次”火车离开沈阳去往北京，于第二天到达北京。“厂里规定每家每户可以在北京住3天。4月21日，厂里再派人把我们送上火车，4月23日早上到达桂林火车站。”对于这些往事苏炎历历在目，回忆起来依然慷慨激昂。她告诉记者，当时整个橡机厂从沈阳调来桂林的人数有三四百人(不含家属)。
“当时我还很小，11岁左右，印象很深，第一次坐火车。火车路过锦州港，差不多天亮的时候，透过车窗看见一片帆船远航，差不多几百艘，感觉很兴奋。到了首都北京，吃了胡同里的小吃烩饼，妈还借钱买了一大锅黄花鱼。”王淑玲的二儿子长平告诉记者，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他除了兴奋没有别的感受。
记者走访了多位橡机厂“三线”亲历者，他们纷纷表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都很纯朴，充满激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没有任何迟疑，党的指向到哪里，就奔向哪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但是那个时代的口号，也是那个时代每个年轻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