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杂文如何生存:敢挑社会脓包 与百姓同呼吸
【原标题:网络时代,杂文该如何生存】
段炳仁
李雪慧
李庚辰 程丁/摄影
《牛头马嘴集》作者王守泉(老土)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手机和平板设备上进行阅读,那么杂文这种在传统媒体上曾被称作“匕首、投枪”的文体,还能否成为人们阅读的宠儿?移动互联网是杂文创作的新平台、新天地,还是会扼杀杂文这一文体?为探讨这些问题,值老土杂文集《牛头马嘴集》获得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金奖之际,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北京市杂文学会和检察日报社于6月16日在北京举办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杂文创作暨老土《牛头马嘴集》研讨会”。
杂文离开百姓和实际,就没有人读
网络时代的杂文创作与平面媒体时代有何不同?
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求是》杂志副总编辑朱铁志认为,网络时代是一个众声沸腾、极度喧嚣的时代。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生存格局和意识形态格局,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一方面,网络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传媒,基本颠覆了传统媒体单向灌输的传播理念,代之以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的全新传播特点,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意识形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零散化、碎片化、泡沫化特征,又在肢解和撕扯着人们的整体思维,使人很难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思维过程中保持精神的安静和思想的定力。在这样一个时代,互联网特别是手机等移动客户端的普及化,使普通民众的表达手段异常多样、发表门槛异常之低。几乎每个人都有麦克风,都可以成为现场直播者。在网络世界,传统杂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基本表达套路,隐晦曲折、意在言外的表现手法,被直截了当、异常尖锐、异常辛辣、痛快淋漓的网络杂文所取代。传统杂文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对这种挑战,朱铁志认为不必悲观,而是要积极应对,重振杂文。他认为,“段子”以其“短、平、快”的特点,更直接、更犀利的表达方式,展示了传统杂文所不具备的某些特殊魅力。但是,段子同时也带有碎片化、浅陋化、简单化、情绪化的缺点。而传统杂文不受篇幅和快速阅读的限制,可以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开掘、更加从容的展开、更加理性的辨析、更加婉转地表达。一句话,网络时代没有终结杂文,而是对杂文创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有出息的杂文家应该正视这种挑战,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杂文精品,而不是哀叹杂文的式微。
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副主任汪金友一直关注互联网时代的杂文发展,“杂文同纸质媒体一样受到冲击。有人甚至提出,照这样下去,杂文很快就会消亡。我并不这么认为,只要有民主、有法制,就必然有杂文。只是表现形式会发生变化。比如从纸媒走入网媒,从千字文变为百字文,从单纯文字变成图文并茂等等。这样一来,杂文作者的队伍反倒迅速扩大,只要有嘴、有电脑、有手机,人人都可以发声。”
汪金友说,“只要社会有丑陋现象,就会有杂文这种文体,站出来抨击和批评”。“说到底,杂文的出路,在于接地气。不管是报刊杂文还是网络杂文,离开了百姓,离开了实际,就没有人读。”
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常务副主任蒋元明表示,杂文该往何处去、新时代杂文的生存空间在哪、杂文和幽默讽刺的段子又有什么区别,都值得探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互联网+时代,一定会给杂文创作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和平年代需要什么样的杂文
“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浓汁;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乃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鲁迅这样给杂文画像。鲁迅生活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杂文就是武器。而在和平年代,杂文又该怎样发挥作用呢?
“和平年代,杂文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关注改革问题。”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常务副主任桑士达认为,现在文艺界有水准的批评太少,利益驱使下的廉价吹捧却在泛滥。文艺批评的数量和力量是与整个时代前进发展不相适应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代表时代风貌,文艺引领时代风气。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就要有所担当,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创作、生产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对此,桑士达深有感触。“振兴文艺首先要振兴杂文和诗歌”。现今国内的各类文化传媒平台,尽管热闹非凡,但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文化精品实是凤毛麟角;不是‘娱乐快餐’,就是‘文化垃圾’。有的媒体,整天追求明星绯闻,花边新闻,避而不谈社会问题,而杂文,就是要直面这些乱象,就是要敢于发未发之声,敢于发难发之声,敢于发怕发之声。”
检察日报社社长李雪慧认为,文化进入了快餐时代,杂文作为一种直接、迅速反映社会变动的文艺性论文,在和平建设时期,能起到赞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喉舌作用。尤其是短篇杂文因其“杂而有文”,短小、锋利、隽永,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具有独特艺术感染力,颇受人民群众喜爱。现代杂文应该充分发挥水滴石穿的神奇功效,活灵活现地回应社会关切。
北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李下认为,和平年代,杂文写作有两点值得着重强调:“首先要有一个与百姓同呼吸,有视民如伤的人文情怀,其次还要有一个吸收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强大磁场。有了这两条,就不愁写不出接地气的好杂文。”
杂文如何体现“党性”
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主任李庚辰在评论老土杂文时说,老土为《检察日报》写稿,立足检察,却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冷静观察世事,深入思考问题,他的杂文是有政治品位、政治考量、政治素养的,是有追求、有担当,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政治责任感的。“如果说杂文有党性的话,这里就体现了杂文的党性原则。”
英雄所见略同。朱铁志就杂文这一题材如何体现党性,展开了更深入的探讨:“我们(他与老土)的供职单位都在弘扬主旋律,但更应注意表达多样性。人民群众对党报党刊有更多期待,我自己写文章也存在多样性不足的问题,在党报党刊,写文章有党气是理所当然,但不能把党气写成官气,写成庸俗习气,写成居高临下之气。身处党刊不代表是真理化身,还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视角来反应观点,要把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冰冷的法律条文写到杂文里是非常不好看的,而写成背后传递着根本法律精神的杂文,对老百姓来说则是一种极好的法制宣传教育。”他认为老土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同在党报党刊工作,对哪些话题该说、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有深刻的感受和领悟。
桑士达认为,“作为宣传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在反映民生民主民事等重大问题上既要正面引导,也要通过‘呐喊、疾呼’来加大舆论监督,而决不能‘失声无影’。建议传媒界共同努力,创新思维,重视杂文的生存和繁荣,积极支持媒体开辟杂文专栏,鼓励版面发表更多更好的杂文精品,让杂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从而使杂文为加快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特别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雪慧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党报党刊评论、杂文创作,要做党报党刊传统优势的捍卫者,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倡导者,自觉转作风、改文风,担当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巩固壮大党的宣传思想舆论阵地。“比如《检察日报》的评论,正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担当起引领社会、坚持舆论导向的责任,用生动活泼的短小文章和故事承载涓涓细流,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鲜活的评论来了解、信任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引导公众兴趣点及舆论风向标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老土杂文:敢挑社会脓包,曝问题于阳光下
与会专家针对老土的杂文创作发表了意见。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名誉主任、北京市杂文学会会长段柄仁认为,老土的文章着力围绕民主法制建设领域不科学、不规范的地方发力,敢于挑破社会脓包,将问题曝于阳光下,“像一个公正、有情有义的法官,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思辨的头脑,不论风吹雨打,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杂文写作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写杂文最重要的是要敢讲真话、直话、心里话,最难的是情与法怎么兼顾。老土入道虽晚,但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因此第一部作品集就获了金奖,这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他认为老土杂文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重时政、时效、实用。二是着力提倡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思想理念。三是在形式上极尽变化,力求创新。
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主任李庚辰表示,读老土的杂文痛快淋漓,甘之如饴,“他文笔轻松幽默、老道诙谐、佯装假痴、绵里藏针,有思想高度,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有批判力度,充分展现剖骨析髓、穷形尽相的批判功夫;有情感温度,体恤民瘼,为民鼓呼;有文学厚度,刘勰曾称杂家为‘智术之子,博雅之士;藻溢于词,辩盈乎气者也’,此话用到老土身上再合适不过。”
上海著名杂文家朱大路将杂文分为报人杂文、作家杂文、学者杂文和网络杂文四种,“老土杂文是报人杂文的典范”。不掉书袋,充分体现了杂文“杂”的特征。他的杂文信息量大,领风气之先。老土的知识结构比较广泛,他是在法律的框架下,用激情和理智在写作。
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协会会长雷长风这样评价老土杂文:“犹如一池清泉,喷涌的活水,冲开了传统杂文套路,没有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会以专家学者的身份进行高高在上的灌输,而是自始至终娓娓道来,让你读完后恍然大悟,在杂文界独此一家。”
北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王乾荣拿出了杂文家特有的诙谐,“杂文之有‘杂文味’,犹如男人要有男人味、女人须有女人味一样。‘土’是守泉之标,而如果把先进意识视为‘洋’的话,则‘洋’便是这位老土的‘本’。在他辛勤耕耘的‘土壤’里,长出了鲜艳的‘洋之花’。这本《牛头马嘴集》,繁花似锦,芳香袭人,值得观赏。”
多位专家都指出,老土杂文能得金奖,是他深谙杂文既要“杂”,又要“文”之道。老土学中文出身,常年从事法治宣传工作,拥有博士学位,这使他具有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所以下笔时从容老到,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但在注重学养灌注的同时,也不能把杂文写得了无生气,仿佛一篇微缩版的蹩脚学术论文。这方面要向老土学习。什么叫思想深度,什么叫富有情趣,什么叫异彩纷呈,什么叫明白晓畅,什么叫深入浅出,看了老土的杂文自会有所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