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亲身讲述:突发事件报道中 你为何看不到我的眼泪

　　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拿着一个盒饭默默蹲在角落里,或者盘腿坐在地上,双眉紧锁,飞速敲击键盘,已经成为当今很多记者工作的常态。作为一个普通人,每个记者都会累,会痛,职业身份却要求他每日对着凌晨的星星迎来送往,或者咽下心酸,只求拿笔记录下真相。

　　记录时代、观照历史的职业定位,不免显得过于宏大;不辱使命,却是每个记者心中长鸣的警钟。这本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职业特性,却因近日不断发酵的一个新闻事件被推至前台。我们有必要说说,突发事件报道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资料图。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作为一个入行十年的老记者,赵炎经历过的突发事件数不胜数。他告诉记者,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在报道马季去世的消息时的经历。

　　当天晚上,他和另一位记者一起坐在马季家的楼道里,漫无目标的等待着,内心是满满的纠结和煎熬:一方面,自己喜欢马先生的相声,很想做出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可是另一方面,对于痛失亲人的家属,敲门打扰,却又是万般不舍。

　　“我和另一个记者坐在楼道的台阶上,商量着这件事儿,都觉得不敲门,是人性;敲门,是责任……最终,我们选择了人性,毕竟稿子是给人看的,不是为了出名。”

　　“后来马季下葬的时候,我又去了。我先是对马季家人表达了自己的慰问,然后又试探性地问马夫人是否可以接受采访,她对我表示感谢后婉拒了我的采访要求,最后我向他们鞠了一躬,默默离开。”虽然未完成任务,赵炎却不觉得有丝毫遗憾。

　　还有一次,赵炎去报道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后的跳楼事件。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她的丈夫。刚开始这位丈夫很抵触,痛斥他:“人都死了,你们还采访,有没有人性?”

　　“我告诉他自己只是想探究他爱人离开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给了他充分的选择自由权,并且留了名片,告诉他如果法律方面需要帮助可以找我。”最终,这位丈夫与赵炎且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并且对自己之前的“莽撞”向赵炎道谦。

　　“对于记者而言,不是单纯的因为有新闻性才去采访,而是他们的意外对于社会而言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我采访马季,不仅仅因为他是名人,更因为大众对他的热爱;对于女博士后之死,不是因为一个女人的跳楼,而是因为它背后可能存在或折射的社会问题。据我观察,很少有只顾稿子不顾死者的记者。”　赵炎认为,带着对生命的尊敬去采访逝者亲属,这是记者的基本素养。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圈内共识。

　　“在处理突发新闻时我们首先会权衡,到底是人性的力量大,还是新闻的价值更大。如果报道确实有其意义所在,我们会与当事人进行积极沟通。这就需要你跟当事人分析利弊得失,跟对方讲明自己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如果你在相关领域足够成熟和专业,知道事情报道后会有哪些发酵和进展,有掌控全局的能力,采访对象一般都会配合的。当然,如果对方实在不愿意,我们就放弃。”《法制晚报》的主编付中对记者表示。

　　个人身份和职业色彩的转换  

　　作为《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梁嘉琳坦言自己也遇到过很多煎熬的时刻。在作为前方记者采访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时,他就面临了一次“两难”的抉择。

　　当时他想办法联系到该事件的亲历者,以及几位遇难学生的室友、家长。刚开始采访时,这几位学生的状态都是“失联”,因此,学生家长语气平和,情绪稳定。但很快,梁嘉琳就在媒体上看到了这几个学生的名字出现在遇难者名单中,网上也出现了以“复旦学子”名义发布的联名信。梁嘉琳随之改变策略,打算在遇难者人际圈外围找采访对象。为了采访上海某遇难大学生的大四室友,下着小雨的冬夜,梁嘉琳在学校草坪上等了3个多小时,还是没有采访成功。

　　在外滩遇难者“头七”的这一天,梁嘉琳给这位室友发短信,邀请一道前往,但对方却认定他是在骚扰。那天上午,梁嘉琳听着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眼眶湿了。他说,自己干了四年记者,对某些机构干扰采访的职务行为习以为常,只是对“好人之间都互不理解”颇为感伤。梁嘉琳事后给她发了短信:“我现在还没给家人打电话,希望你理解,每个人都有表达或不表达的自由。”　

　　梁嘉琳说,记者身处一线,会遇到很多困扰,因此更需要一个“隔离层”,才能尽可能在采访中抽离出事件本身、不要带入个人情绪,这不是冷血,而是出于客观报道的需要。有人觉得记者“秃鹫般焦急地等待她的死亡”,但那毕竟是极少一部分媒体所为。同时,绝不能因一部分记者滥用采访权,就扩大为对所有记者、所有采访权的反对。

　　“现今媒体没有做出足够多的好新闻,原因之一是记者在现场不够,而不是相反。职业状态下的记者不是粉丝,不是亲戚朋友,而是一个职业的记录者和信息传递者。无视现代社会的高度职业分工、以普通人的情感来度量一个记者从事职业行为时的情感状态,只能说明我们缺乏最起码的常识。”北京青年报常务副总编田科武表示。(记者 周小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