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规划新城超3500个能容纳34亿人 谁来住成问题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
这些规划能容纳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新城,谁来住?
全国规划3500多个新城容纳34亿人口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6.1%,“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说:“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有1亿人在城镇落户,任务艰巨。”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比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一些地方提出了更加宏伟的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3500多个。据该中心此前发布的调查显示,这些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3500多个新城中,国家级新区17个;各类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综保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等约500个;各类省级产业园区1600多个;较大规模的市产业园1000个;县以下的各类产业园上万计。
“规划人口34亿,约相当于中国目前人口规模的2.5倍,足以装下全世界约一半人口。”华南城市规划学会会长、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这种规划显然脱离实际。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中国人口的生育高峰已经过去,即便全面放开二胎,人口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上涨,城镇化的主要增量来源于进城农村转移人口。考虑进城意愿、落户能力等多方面因素,不管怎么算,也填不满34亿人口的“大坑”。
如何落实人口规划?西部、西南部几个地市规划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抢人”。除了进城农村转移人口,一些城市也把人口引进目标聚焦在区域和城市间人口流动上。
中国区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郝寿义等受访专家表示,城市人口规模差别化调控的信号已经明确,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中小城市加快放开落户制度。随着特大城市人口“溢出”,对小城镇、小城市来说,可能会迎来承接一部分大城市转移人口的利好。
然而,现实中担当集聚人口重任的中小城市却面临尴尬。近期出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
北京某事业单位的小张近期选择回山东济南工作。在他看来,虽然在北京生活成本大,还面临户籍、住房等限制,但回老家县城工作显然更不现实,“发展的机会、就业的机会都少得多。”
一些地方不仅面临引进人口难,还处于人口净流出的“失血”状态。记者近日在“小吃之乡”福建沙县看到,在县城新区,数十个楼盘正在促销,即使一些售出的房子,入住率也并不高。
“为了去库存,沙县从2014年就停止住宅用地的供应。”据该县建设局罗积清总工程师介绍,目前沙县楼市均价每平方米四五千元,相对于高峰期房价已接近“腰斩”。
福建省沙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沙县全县人口26万多,按照规划,到2030年城关人口要达到35万。“现在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外出从事小吃行业,人口不净流出就不错了。”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许学强认为,随着特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人口出现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动的迹象,但要“抢人”,需要硬实力,很多中小城镇城镇化和产业化脱节,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再加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造成中小城镇仍在“失血”。“首先要明确人来了能做什么,而不是简单把人忽悠到城里买房,当做去库存的‘接盘侠’。”许学强说。
亢奋的城市规划根由是土地财政
“规划人口的激进扩张,背后是地方政府对土地指标的狂热追求。”胡刚表示,每多一个人进入城镇化序列,与此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就多。例如,按照目前人均城市建设用地100平方米计算,20万人口和40万人口的土地指标差别很大,潜在的土地出让收益就多,根由还是土地财政在作怪。
最新公布的《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显示,“十二五”时期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约20%,远高于同期城镇人口11%的增幅,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约为同期城镇人口增幅的180%。
专家指出,规划、土地、人口三者紧密联系,规划人口“画大饼”,直接的影响就是房地产过度开发,去库存艰难。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云南某城市一个新区,招拍挂土地中,住宅高达74.63%,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只占15.53%,工业项目只有5.24%。
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分析,目前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新城发展过多偏重于住宅这一单一模块,34亿的人口规划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又要大发展,将进一步增加难以消化的商品房库存。
专家指出,这类行政造城功能单一,很难形成持续扩大和升级的消费需求和服务需求,不能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来吸引人口聚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蔡翼飞等指出,以规定地、以建定需的“拍脑袋”规划,必然会让土地利用粗放低效。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坚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突破应主要靠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行政手段,靠行政手段增加中小城市数量,会造成严重的资源“空间错配”。
胡刚等人建议,应在区域和省一级对发展方向、人口规划进行统筹,探索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规划相结合。一些基层干部表示,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对规划进行调整,协调好“一张蓝图绘到底”和城市实际发展需要,注重规划的延续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