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见义勇为应实现程序正义

　　2014年5月24日，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铁西街道北园社区58岁的何艳和几名邻居在用被子准备接住六层楼上跌落的小孩时，被孩子砸中腿部。孩子无大碍，而何艳却因巨大的冲击力导致严重受伤，治疗面临经济困难。然而，据称，街道负责人将何艳的材料申报到区里后，得到的答复是何艳的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其原因就是孩子被救是群体参与的行为，因此不能授予此称号。（6月9日《人民日报》）

　　鼓励见义勇为不仅是在弘扬善举，更是在减低社会风险成本，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通过立法确立见义勇为的认定、奖励、补偿制度是防止见义勇为者既流血、又流泪的重要方式。目前，虽然我国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相关立法规定，但不少省市都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立了见义勇为保障性立法文件。辽宁省也是如此。

　　《辽宁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的见义勇为人员，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在抢险、救灾、救人等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公民。”

　　何艳既不是孩子家长，也并非她使孩子陷入险境，着实没有法定职责与法定义务，施救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他人人身安全，显然符合见义勇为的实质要求。至于是单独施救还是群体施救，远非认定见义勇为所要考虑的范围。当地有关部门有必要公开认定程序，给何艳一个说法，何艳也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纠正相关部门的错误做法。

　　事实上，这起事件更映射出各地在认定见义勇为行为过程中的程序正义缺失。可以说，在当下，各地相关法规在设定见义勇为实质条件，建立奖励、补偿制度等实体层面已经逐渐完善。而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程序，却离人们的现实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不仅缺乏操作性，更容易丧失公信力。

　　从实现程序正义的角度，各地首先宜建立较为中立的见义勇为委员会，吸收各界社会力量参与，减少政府部门自由裁量权，避免自说自话。其次，确立见义勇为认定相关证据规则，这个规则的证明标准要求显然要适当低于法院断案的标准，如何拿捏值得深入研究。最后，须保障申请人的程序性权利，包括参与权、知情权、救济权。即使最终不予以认定，也须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不能像辽宁这起案例一样，当事人至今仍无从得知官方的权威说法。

　　在法治社会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是公平正义的两翼，实体规定得再完善，如果失去了程序保障，正义都将沦为空谈。（舒锐）

编辑：覃凤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