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开展试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

　　继去年5月上海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之后，近日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四地相继开展试点。记者梳理发现，仅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纪委网站发布的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11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多地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释放出哪些反腐信号？

　　 信号一    剑指官商一体家族腐败

　　“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暴露出‘一家两制’‘官商一体’情况突出，群众反响强烈，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父子上阵、夫妻联手、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戴白手套”“收黑钱”，被中纪委点名“全家腐”的落马官员并不少见。仅在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纪委网站发布的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有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11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去年5月在全国率先试点的上海，已有182名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被纳入“需要规范”的范围。其中10人被免职、10人被调岗，还有1人辞职。另有3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目前5个试点地区兼顾东中西部不同发展阶段，如果新规试点顺利，有可能在全国普遍推广。

　　 信号二    盯住局级以上“关键少数”

　　从目前多地公布的新规来看，各地均将规范配偶子女经商的约束范围界定为局级以上干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管住决策层的领导干部，是对权力更有力的约束。

　　在已出台的试点方案中，领导干部级别越高，对配偶子女规范经商的要求越严格。北京和上海都规定，省部级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经商办企业。

　　除了官员自身级别，对配偶和子女经商行为的限制也有区别。以北京为例，正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经商不论是否在本地，均在被禁止之列；局级副职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得与领导干部曾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等。

　　多地新规也廓清了“经商办企业”的范围，把经商办企业与一般从业行为区别开来，明确在私营经济组织或外商投资企业中没有投资行为、不担任高级职务的，属于一般从业行为；对“管辖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等做了界定。

　　 信号三    作为干部提拔准入门槛

　　据了解，从1984年到现在，中央发布的涉及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的规定有20余份。专家指出，让规矩起作用，还是改革要啃的“硬骨头”。

　　汪玉凯表示，时隔30多年，中央再次在上海试点，又在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四地进一步试点，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制度的纠错能力弱。立规立法只是第一步，关键还得看执行力和监管力度。

　　记者梳理发现，已出台规定的试点地区都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和督查力度。

　　上海提出，凡是不符合规范的干部，不会被列入考查和提拔人选的范围。北京要求，在干部提拔、转任重要职务、换届、后备干部考查等工作中，要对有关情况进行重点查核。为防止“名退实不退”，重庆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先规范后任职，否则不予提拔。此外，各地都明确提出杜绝运动式监管，将监管纳入常态化范围。

　　汪玉凯说，对于发现违规的官员，要么配偶、子女停止经商，要么依规处理干部，“二选一”的要求让制度刚性得到充分体现。

　　 信号四    打出治理家风组合拳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家风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家风也需要在制度的辐射下重塑。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正是从严治党不断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操作中，领导干部配偶子女通过第三方委托运作、经营、参股境外公司等作为利益输送的渠道，规避监控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监管成为难题。

　　对此，湖南省廉洁学与巡视制度研究中心主任邓联繁等专家建议，规范领导干部家属经商办企业，应以个人事项报告为基础，细化申报事项，严格审核并加大抽查力度，同时利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共同提高相关从业信息的透明度。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编辑：韦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