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松”式补充侦查不能没有问责

　　22年前，荆州市公安县闸口镇14岁的少年刘丰惨遭杀害，37岁的个体户龚道新的命运从此发生逆转：他被当地公安机关作为此案的疑凶抓获，并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此后，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死刑判决，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3月24日 《楚天都市报》）。

　　上级法院对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下级法院的判决并要求公安机关做补充侦查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补充侦查案件应在一个月内完成，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情况特殊，可以由检察机关审批再延长一个月。如果无新的证据和情形时，公安机关就应该作出“侦查终结”的决定。这意味着即便是需要两次补充侦查，其最长期限也不会超过4个月，否者，只能做出“侦查终结”决定，解除对嫌疑人的限制措施，恢复名誉并依法作出国家赔偿。

　　但在这起案件中，个体户龚道新在1993年10月因一14岁少年遭杀害，被公安机关当成犯罪嫌疑人抓捕入狱，同年12月，龚道新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荆州分院（现为荆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绑架勒索罪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后被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现为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绑架勒索和故意杀人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龚道新不服判决，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死刑判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结果，“补充侦查”一拖就是20年。直到21年后的2014年初，公安机关才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此案是龚道新实施的”为由，终止对龚道新的侦查。去年底，龚道新获得了33万元的国家赔偿。

　　一个案件的补充侦查居然经过21年，超过法定期限20年还多，这显然既不是案件过于复杂，也不存在技术障碍，更不是任何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完全可以肯定是人为因素所致，对于这样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的失职行为，不能因为给龚道新做了国家赔偿，就认为让受害人得到了“法律公平”，实际上，对于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责任人缺乏追究，本身就是法律的严重不公平。

　　在最近几年数起冤假错案纠正过程中，对造成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不力，颇受社会所诟病，包括酿成冤假错案所实施的严重刑讯逼供行为，极少有办案人员因此受到追究，对于背后的原因，也有舆论分析认为是受当时客观现实以及司法理念滞后等因素所限，在有罪推定思维的支配下，出现这些有悖现代司法文明的行为，并非一地一个办案机关所特有现象，尽管这种辩解不无道理，受当时办案技术和办案理念等客观因素局限，出现某些“非正常取证”或重口供轻证据现象着实难以避免，按现在司法观念追究起来，所有司法部门和办案人员几乎都逃脱不了干系，然这样的辩解理论在龚道新这起案件中就没有一点立足之地。

　　湖北高院对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果断撤销，发回补充侦查，避免了可能“冤杀”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包括龚道新在内，人们并没有对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糊涂判”提出过多质疑和强调追责，或正是出于某种“客观原因”。但对于这种完全人为因素造成的“马拉松”式补充侦查，人们就不能不要求一查究竟并严肃追责。有着明确的法定程序和时间限制，作为案件的侦办部门，就应当负责任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没有新的证据补充，就应当在法定期限之后及时作出“侦查终结”决定，避免由此给当事人家庭、生活、工作、名誉等造成更大伤害，尽管龚道新只做了1451天“冤狱”，但随后近20年，龚道新却过着“不是监狱胜似监狱”的耻辱岁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虽然得到了30多万元的国家赔偿，但龚道新人生最辉煌岁月却被“马拉松”式补充侦查所葬送，是谁的失职导致这样的后果，又是谁在滥用侦查权酿成这样不该有的悲剧，龚道新需要知道，公众需要明白，法律公平更需要在严肃追责中得以彰显。（朱永华）

编辑：覃凤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