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5年脱贫7000万——数字勾勒扶贫攻坚行动路线图

5年脱贫7000万

——数字勾勒扶贫攻坚行动路线图

　　我国正在进行一项无比艰巨的脱贫计划：未来5年，使7000万人脱离绝对贫困。

　　11月27日至28日，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要求采取超常规力度、更精准举措，拿出过硬办法，动员全党全社会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求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要求贫困群众靠辛勤劳动行动起来。

　　坚定的脱贫决心、强硬的攻坚举措……毫无疑问，我国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脱贫行动”也开启了1800天精准倒计时。

　　大数据摸清7000万人贫困底子

　　经过改革开放37年来的努力，我国已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截至2014年底，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我国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

　　这7000万人大多集中在中、西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为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

　　“剩下的7000万贫困人口可能连吃喝都成问题，属于绝对贫困、最难摆脱贫困的群体。”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表示，未来5年，减贫难度将越来越大，剩下的是最难啃“硬骨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启动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以县为单位进行扶贫的国家级贫困县制度正始于此。然而，这一制度存在对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以县区为单位的区域扶贫政策出现盲点，有些扶贫项目扶持了贫困地区，却没有扶持到真正的贫困户、贫困人口。”汤敏说，这影响了扶贫成效。

　　如今，面对难啃的“硬骨头”，要调整扶贫思路，首先要摸清哪些是真正贫困的人，摸透真正贫困的原因。

　　对此，2014年初，国办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规定，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建设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

　　建档立卡通过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告公示、抽查检验、信息录入完成，对贫困户进行准确识别，通过系统对人口进行动态管理。

　　“利用扶贫开发大数据，已经使得7000多万贫困人口被识别出来。”汤敏表示，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能够进一步组织实施针对性帮扶，使资源更好地配置到贫困村、贫困户急需的事情上。

　　“这意味着中央将扶贫思路调整为以户和以人为单位的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能再存在区域性、整体性贫困。”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认为，补齐减贫短板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决不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一心为民的生动体现。

　　“大水漫灌”换装“五轮驱动”精准扶贫

　　5年时间脱贫7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

　　“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汤敏认为，常规措施和手段不太管用，在加快脱贫中实现速度与效率的统一，必须以更加有力、有针对性的举措开展扶贫行动。

　　由于我国贫困问题十分复杂，30多年的扶贫工作成就虽然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基础原因不明，“大水漫灌”“撒胡椒面”等现象突出，导致资金浪费、扶持政策偏离目标等。

　　如今，要决战贫困关键就在于精准扶贫。精准，意味着扶贫工作方向要摸到“根子”上，措施落到“点子”上，因地制宜、因贫施策，真扶贫、扶真贫。

　今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发展生产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发展教育脱贫、社会保障兜底的“五个一批”工程，让精准扶贫有了明确的战略思路。

　　“‘五个一批’好比‘五轮驱动’，是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出来的科学的硬办法，为扶贫工作添动力、增效率。”汤敏认为，以问题为导向，把扶贫政策与最低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政策相衔接，把扶贫开发与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相结合。

　　例如，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技术培训、金融支持、提供服务实现生产脱贫；因“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给予移民安置；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通过低保政策兜底；而对因病、因残、缺劳动力致贫，通过医疗救助脱贫。

　　“‘五个一批’坚持分类扶贫原则，对症下药、精准‘滴灌’，确保贫困人口全覆盖，”刘佑平说，除此之外东西部扶贫协作、金融扶贫、电商扶贫等各项具体举措也要齐头并进、落到实处。

　　告别“等靠要”形成社会“大扶贫”合力

　　“从区域扶贫转为精准扶贫，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跨越。”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看来，扶持的单位越小，意味着工作量越大。

　　为实现脱贫目标，中央到各地方政府都卯足了劲。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人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通过立“军令状”的方式给政府压力，将脱贫工作上升到“一把手”工程的高度，能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克难攻坚。

　　对此，不少省份也开始纷纷制定脱贫“摘帽”的时间表。例如，甘肃省临洮县确保到2016年率先脱贫“摘帽”；江西省上犹县给自己定下的期限是2017年；重庆市秀山县在2016年底前实现脱贫“摘帽”。

　　“‘摘帽’是任务，完成不是问题，摘完帽以后政策优惠还会延续多长时间很关键。”汤敏说，政策应该有延续性，若5年内完成脱贫任务，2020年之后仍然要出台一些新的扶持政策，以防止贫困县重新返贫。

　　由于脱贫攻坚是一项综合性非常高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光靠政府还是不够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都应参与进来。

　　“政府主要在政策上提要求，社会组织深入基层和群众，更能感同身受，了解贫困人口的真实需求，他们工作会更有针对性和更人性化，企业也能发现贫困地区的商机。”刘佑平说。

　　汤敏认为，新时期脱贫工作应该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形成“人人参与扶贫，个个贡献力量”的新局面。

　　“脱贫致富最终要靠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说。

　　目前，一些贫困地区仍然存在“不以贫为耻，反以贫为荣”的观念，一些贫困户不抓紧脱贫机会，一味地等待国家救济，形成“等、靠、要”思想。

　　“脱贫，不是一味的要钱，最终还是要靠自我发展来实现。”刘文奎认为，“等、靠、要”容易衍生出“争当贫困户”的扭曲思想，导致“越穷越要、越要越懒、越懒越穷”。

　　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转变贫困人口的观念尤为重要，培养老百姓自信，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才是消除贫困的主要力量。”刘佑平认为，让贫困群众自己说了算，扶贫动力从“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

　　“当然，脱贫攻坚很难形成统一模式，应是众多模式、多种经验，多头并进。”汤敏说，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开发“大扶贫”合力，建立贫困人口进退机制，打赢持久脱贫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