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发明岂能成为官员减刑“神器”

　　2014年12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裁定减去南勇一年有期徒刑，减刑原因之一是南勇在服刑期间发明四项专利。据公开报道，因在狱中进行发明创造而获得减刑的现象并不少见，仅是有姓名可查的官员、名人在狱中进行发明创造的现象已屡见报端。（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有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的”，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根据刑法规定，应当减刑。不可否认，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无可非议。问题是，对于“专利减刑”，因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细化的操作规范，导致监狱在执行上各自为政，同时也给违规操作留下了空间。一方面，一些服刑人员为了达到减刑目的，便以发明专利为唯一“稻草”，甚至为此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一些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利欲熏心，不仅提供“减刑服务”，而且为服刑人员量身定制发明方案，甚至从事“代买专利”的业务，公然替服刑人员弄虚作假。

　　可见，一些减刑规定，已成为一些获刑人员逃避法律制裁的又一个“温床”。特别是享受减刑“专利”的大都是获刑官员和名人，表明减刑已沦为一种特权。特别是获刑官员，虽然丢了官位，但其在位时建立起的人脉关系依然在，拥有一定的隐性权力，具备违规操作“专利减刑”的资源和条件。因此，无论是“专利减刑”的制度设计，还是司法监督和部门监管，均存在缺陷和漏洞，给了钱权交易可乘之机。比如，“专利减刑”在提请、鉴定、审批、移交、考察和监督环节上均存在漏洞。同时，监狱和法院掌握着“专利减刑”的决定权，检察机关只能当“看客”，司法监督形同虚设。再者，“专利减刑”制度缺少信息公开环节，没有透明度，为暗箱操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然而，“专利减刑”沦为一种特权，让知识产权蒙羞。这显然值得司法部门反思。首先必须对“专利减刑”制度进行修缮，细化规定，增加可操作性；其次，建立联合审批制度，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制约作用；再次，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使“专利减刑”在阳光下运行，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最后，应制订惩罚性规定，约束司法鉴定、专利认证、知识产权代理等机构的从业行为，对采取弄虚作假手段，骗取“专利减刑”的参与者，一律严肃查处，提高违法成本。（张西流）

编辑：覃凤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