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500万人的伤亡换来了什么

01.07.2015  23:17

  新华网北京7月1日电(记者蔡敏 李云路 许晓青)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华社对外部即日起开设“抗战胜利70年”栏目,深入报道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及对未来的启示。

  傍晚来临时,88岁的李文德像往常一样,搬起小凳,在自家晒台上坐上一两个小时,默默凝视对面的松山,直到夕阳西下,山形隐遁。

  生活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高黎贡山山脉一座海拔约2000米的大山上,老人70年来一直有这个习惯。71年前,为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滇缅公路咽喉要地——松山,卫生兵李文德所在的部队与1300多名日本兵激战3个多月,近万名战友献出生命。

  “日本人用机枪扫射和飞机轰炸,尸横遍野,根本没办法给同胞战士收尸,只能眼睁睁看着尸体腐烂。有的卫生员趁着天黑,偷偷去把兄弟们的尸体扛回来,自己的腿上爬满尸蛆。”老人回忆道。

  松山战役的胜利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帷幕。而今年是卢沟桥事变78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是二战各国中付出代价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这一事实却被包括英美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一些人忘却。英国牛津大学历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感怀于此,写出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

  抗战胜利后,再也见不得人多的李文德在松山对面的山上隐居下来,种地为生。他说,当年答应过许多兄弟牺牲前的托付,做不到了,只能用自己的一辈子来守护和凭吊亡魂。

   “死也不做俘虏”

  战争,军人的牺牲首当其冲。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北京、天津后,迅速发动“八一三事变”,把战火烧到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

  据当时在警察部队政训处负责收集战场信息的陈怀礼回忆,国民革命军第98师583团姚子青营600壮士一次次击退了日军在军舰、飞机、坦克支援下的进攻。

  战斗至第七日,姚子青率领全营仅剩的20余名官兵打完子弹仍不退避,与敌人巷战肉搏。最后他被弹片击中腹部,肠子流出来,与全营战士一起殉国,那一年他才29岁。

  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是中日双方在抗战中第一场大型会战,它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为此伤亡30万人。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号的临江公园里,常能见到市民自发向“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石刻纪念碑敬献鲜花。

  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88岁的八路军老战士张明发对70多年前的河防保卫战仍然记忆犹新:“为了切断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1938年至1944年,日军在黄河千里河防发动大小战斗百余次,甚至发射了成百上千的毒气弹、毒瓦斯弹。八路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守住了防线。”

  张明发当年是120师的小警卫员。他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3、4月间,日军上千人侵占军渡、宋家川等地,发射上千枚糜烂性毒气弹、毒瓦斯弹。“有一次连续轰炸10个小时,造成军民大量伤亡,很多人留下皮肤和呼吸病后遗症。”

  95岁的刘桂英最害怕阴雨天气,因为雨天会让这位中国远征军女战士想起那片瘴疠弥漫、雨水不断的原始森林——野人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确保滇缅公路生命线的畅通及联合抗敌,1942年3月至5月,10万中国远征军士兵第一次入缅作战。刘桂英是中国远征军第五军22师野战医院的一名护士。

  现居安徽合肥的老人回忆说,一次战役中,日军切断了中国军队的归国通道,她所在的师和大部分队伍一起走进野人山,绕道回国。

  中印缅交界地带的野人山绵延数百平方公里,丛林密布的山里,蚂蚁、蚊虫、蚂蟥都能噬人,疟疾、破伤风等疾病肆虐,夺去了众多将士的生命。

  “1000多名伤病员为了不拖累大部队撤离,在野人山入口要来汽油自焚而亡,死也不做俘虏。我赶到时,余烬中还有一些没烧完的焦黑躯体,扭曲变形。”她说。

  “野人山里根本找不到路,我是沿着战友们的白骨爬出来的。”老人流着泪说,“现在我眼花耳背了,但永远不会忘记死去的战士们!”

  2014年,中国远征军在缅阵亡将士部分遗骸归葬云南腾冲县的国殇墓园。如今,来这里参观祭扫的游客常年络绎不绝。

  毗邻国殇墓园的是滇西抗战纪念馆。一进大厅,矩阵式排列的1000多顶中国远征军头盔构成震撼的场面。有的头盔上有弹孔,有的被炮弹炸出了缺口。云南民间收藏家段生馗告诉记者,这些头盔都是他从当地老乡家收集来的。

  滇西抗战纪念馆展出的1万多件实物,几乎都来自段先馗的收藏。日军活体解剖的手术台、日军投掷下的细菌弹、日军油煮抗日军民的汽油桶……30多年来为了收集抗战文物,他和妻子拿出工资和积蓄,几乎倾家荡产。“人们能真实、客观地认识这段历史,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他说。

   从大屠杀到无人区,从细菌战到慰安妇

  “日本的悍然入侵打乱了中国民众平凡的生活,自西晋、北宋两次为躲避战乱而进行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上演了。这是一幅怎样的血泪交织的惨烈画面!占当时中国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人(1亿)踏上了这一条万难征程,前路漫漫……”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中写道。

  看不到目的地的逃难和日本法西斯的屠杀使中国百姓在短短8年时间死伤数千万。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这是史学界概括的日本侵华期间制造的两起最大的平民死伤惨案。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城。在随后6周,南京变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地狱。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

  为阻止八路军联系人民群众进行敌后抗战,日伪当局从1939年秋到1944年春,在北方长城沿线,推行“集家并村”,制造骇人听闻的“千里无人区”,划出“无住禁作”地带,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实行彻底杀光、烧光、抢光。

  “上海境内也发生过惨绝人寰的‘罗泾大烧杀’!小小罗泾镇,竟有2200多人被侵华日军杀戮,很多村几乎是全村被屠。”86岁王佩英老人说。上海东北部紧邻长江口的罗泾镇,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攻打上海的首个登陆点。

  “70多年了,日军投下的细菌仍折磨着我。”原籍浙江萧山的86岁董根言老人掀起裤腿,指着红肿带有疤痕的右腿说。

  董根言回忆道:“1939年,画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接着村里就开始流行‘烂腿疮’、霍乱、脑膜炎、疟疾。”10岁的董根言也被感染了。当时的《萧山日报》和《萧山县志》都记录了日军投放细菌的罪证。

  受医疗条件限制,董根言的病腿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病痛直到现在还困扰着他。如今,老人每天要把双腿浸在热水里泡,之后一层一层搽上药膏。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这座城市便成为日军长达6年的轰炸目标。重庆城区仅房屋就损毁两万余幢。

  89岁的重庆老人胡银生回忆说,最困难时,城里每家每户不许生火,怕被日军飞机发现轰炸。市民们只能靠冷豆花果腹。

  81岁的云南省保山市社科联名誉主席耿德铭是当地有名的抗战史专家。1942年5月4日的保山大轰炸中,“很多同学死伤,孩子们的哭声和呻吟声一片。我不顾一切拼命从学校向家里跑,沿途看见城南上河、下河的水被鲜血染成了‘血河’,尸体堵塞了好几个桥孔。”他描述说。

  保山城被炸死1万多人,几近当时全城一半人口。耿德铭失去了5岁的妹妹。“断臂残肢、头破腹开的尸体至今还会出现在噩梦里……”他说。

  日军还在占领区实施“慰安妇”制度,中国妇女受害者总数达20万人。

  为挖掘历史真相,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跑了大半个中国。他和课题组找到了100多位慰安妇幸存者。

  “我采访完这些老人,就不再去打扰她们。因为她们说,每一次回忆就像死过去一次,非常非常痛苦,甚至几天睡不着觉。有的老人在7岁、13岁就被强暴,我作为一个男人听完都流眼泪。”苏智良接受采访时说。

   牺牲的价值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抗战中也遭受毁灭性损失。延安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谭虎娃博士介绍,仅延安就遭受了17次轰炸,2000多枚炸弹几乎毁了全市所有重要设施。

  日军还在占领区进行金融掠夺。耿德铭介绍,日军于1942年在腾冲县城设立“大东亚低息银行”,强制发行和流通日本军票。开始时,日本人规定军票1卢比兑国币26元,后来涨到1卢比兑国币100元,肆意掠夺中国百姓财富。时至今日,滇西有的家庭中还存有成捆的军票。

  中国大量文物古迹、文化藏品被烧毁或掠夺。仅1932年1月,日军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施以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烧毁,46万册珍贵古籍化为灰烬,就连十里开外的法租界,也能见到从空中飘下焦黄的《词源》、《二十四史》残页。

  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残暴不仅没有阻止中国军民浴血抗战,反而更加激发了全民族的同仇敌忾。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支援下,最终战胜了强大凶悍的日军,在1945年赢得全面抗战的胜利。

  日军陆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谭虎娃博士指出,这一方面使得日本法西斯无法抽调兵力北上进攻苏联,苏联避免了与德、日双面作战,另一方面打乱了日本的南进部署,从而为美英盟国争取到宝贵的反击时间。

  “我们应该牢记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战场共歼灭日军150万人,约占日军在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

  “直至珍珠港事变,中国有4年多的时间是孤军奋斗、力抗日本。这个当时贫穷、低度开发的国家牵制住了一个高度军事化、技术先进的社会的80万劲旅。此后4年,同盟国能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节节胜利,其中中国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拉纳·米特说。(参与采写记者:李怀岩 姜辰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