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首入政府工作报告:反腐正向纵深推进

　　张浩/漫画 

　　两会释放强烈信号  

　　向为官不为亮剑  

　　“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上面两段话,均出自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它们都提到同一个关键词——为官不为。

　　为官不为,不是新表述,也不是新问题;但它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却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

　　在统揽全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及、严词申饬为官不为现象,问题之严重和惩治决心之坚定,可想而知。

　　“炮火”并没有就此停歇。3月8日,李克强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揭批为官不为,他举例说,去年还有1万多亿的资金存量没有用,一些地方给了钱、批了项目、供应了土地却没有用,就是因为不作为。3月15日,李克强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再次重申:既要惩治乱作为,也要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就是不办事,这是为官不为啊,必须严肃追责”。

　　痛斥为官不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止李克强一人。3月9日,刘云山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也狠批为官不为,斥其为“官之耻辱”,并放出狠话,要“加大治庸治懒的力度”。

　　为官不为现象也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并遭到集体炮轰。

　　两会,一向被视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为官不为在本次两会上受到千夫所指,释放出明确信号:这一现象已经引起高度警觉和强烈关注,治理庸官懒政,已从口头强调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中央马上要对为官不为者开刀了;从惩治乱作为延伸到反对不作为,标志着反腐败正向纵深推进。

　　为官不为也是腐败  

　　隐性危害正逐渐显现  

　　为官不为现象当然不是时至今日才突然冒出来的。只不过,随着改革步入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随着高压反腐的一路高歌猛进,为官不为的积弊和危害也逐渐凸显出来。

　　影响党和政府形象,伤害民心……这些后果是显性的,容易判断和察觉。为官不为的真正恐怖之处,在于它的危害往往是隐性的、潜在的,与乱作为相比,更难引起警觉;等问题浮出水面时,往往已经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就拿反腐来说,为官不为造成的隐性危害至少有二。

　　首先,养痈成患,最终酿成“塌方式腐败”恶果。山西就是典型例证。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坦言,山西的严重腐败“是一坨一坨的”,“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他指出,山西发生严重的腐败问题,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党不管党,没有从严治党;二是没有从严治吏,权力失控;三是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四是没有从严查处,养虎为患。四点原因,归结为一点,其实就是:党委没有负起主体责任、纪委没有负起监督责任;说白了,就是为官不为惹的祸。

　　其次,稀释反腐红利,给人造成反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错觉。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指出,随着反腐力度加大,有的干部礼不收了、饭不吃了、红包不收了,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该协调的也不协调了;原来托托人还能解决的事情,现在反而常常被无限期搁置。这种现象,很容易令人产生反腐遏制了乱作为,反过来却又助长了不作为的误解,让人感觉反腐并未给自己真正带来实惠,反而带来了新的不便。

　　为官不为给改革发展大局造成的隐性危害,也正在逐渐显现。

　　在两会前召开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谈到两种值得警惕的反常现象,都与为官不为密切相关。第一,从近年来审计情况看,发现有大量资金沉淀;一方面民生需求“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却趴在账上“呼呼大睡”。第二,去年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国建设用地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这种状况是多年来少有的”。

　　如果将腐败比作党和政府肌体上的明显硬伤,那么为官不为则是党和政府肌体内的潜伏病菌。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一段时间以来,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

　　五类为官不为  

　　背后潜伏四种不良心态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总结出为官不为“五型”:“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装聋作哑;“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太极型”,有问题左躲右闪,遇矛盾上推下卸;“比划型”,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说唱型”,动口不动手,务虚不务实。

　　这描述的是为官不为的客观表现。那么,导致为官不为的主观因素又是什么?结合实践分析,四种不良心态值得警惕。

　　其一,畏惧。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成为新常态,“打虎拍蝇”战果丰硕。这在极大震慑腐败分子的同时,也让一些领导干部患上了“反腐恐惧症”:有问题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无心推进工作;没问题的人则抱着“明哲保身”的错误观念,把反腐倡廉和干事创业对立起来,不去推进工作。比如争资立项,以前是千方百计跑资金、全力以赴争项目,现在却以“风声紧了,要求严了”为借口,不跑不争了,甚至有些资金给了、项目批了,也拖着不落实甚至设法推掉。

　　其二,迷茫。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旧体制没有完全废除,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一些领导干部不学习、不钻研,对新常态严重不适应,思想迷茫、行动失据,于是就抱着“不干事不出事”的心态,尸位素餐、等待观望。

　　其三,撒娇。正如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所说,过去,一些干部无利不起早,没利不当官;如今,他们对“新底线”“新规矩”表现出不适应,大谈所谓“为官不易”,“这其实是在撒娇”。现实中这种状况确实不罕见。一些官员眼看制度笼子越织越密、作风管束越来越严、违规成本越来越高,索性满地打滚、为官不为,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

　　其四,顶牛。本届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简政放权,一年多来,国务院提前完成了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一些地方行政权力最多减掉了近七成。简政放权,原本是既突出“放”又强调“管”,一些患有权力“依赖症”的官员却因为对“放”心怀不满,于是便任性地“一放了之”,以怠行职责的方式搞消极对抗,跟中央顶牛。结果是,乱伸的手缩回来了,监管的眼也闭上了……

　　完善考核强化问责  

　　根除为官不为毒瘤  

　　为官不为怎么破?  

　　政府工作报告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是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二是加强监督问责,“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这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以往的考核评价机制和监督问责制度,对不作为这种“隐性”失职界定不清、重视不够、监督不严,导致“庸官能混,懒官能撑”;另外,问而无责、考而无据的现象普遍存在,问责和考核常常流于形式,致使为官不为问题蔓延。根除为官不为毒瘤,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机制,划定领导干部“行为红线”,充分发挥考核、问责的导向、激励、约束、惩治功能,让会干事的上去、不干事的下去、干坏事的进去。

　　变化已经在发生。中央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经出台,地方政府对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导向与指标也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一些地方还专门出台了为官不为问责办法,如辽宁,2014年11月就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试行)》,明确要求对领导干部8种不作为、7种不担当情形进行追责。公开披露的信息也显示,全国已有数千名为官不为干部受到严肃处理。

　　向为官不为亮剑,凸显从严治吏新常态。下一步,中央必将腾出更多精力治理不作为。那些依然故我、为官不为的,当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