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辞职潮传闻调查:辞职者数量增加但未成“潮”

有关公务员辞职的话题近期倍受各界关注。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称,自今年2月25日起3周时间内,全国范围内有超过1万名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该网站投递出求职简历,比去年同期增加34%。随后有舆论称,“公务员辞职潮到来了。”

　　针对此,《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北京、福建、广东、江苏、安徽等地采访调研,发现2014年以来,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未到大规模成“潮”的程度。

　　 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增多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上公务员队伍未现明显变化。

　　江苏省公务员局负责人说,从统计数据看,江苏目前没有出现所谓的“离职潮”;省级部门未发现公务员辞职大幅增加。个别地区、个别单位确实出现部分公务员辞职现象,但基本属于正常人员流动范畴。“现在的辞职现象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本世纪初的公务员‘辞职潮’相比,远不能等量齐观。”

　　厦门市公务员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14年至今,在该局所管理的政府机构编制内公务员还未出现主动提出辞职的情况。近5年来厦门市公务员流动没有出现异常,只有极少数人提出辞职,主要是年轻的、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有的辞职回家“接班”管理家族企业,有的因家属在国外而辞职。

　　2014年初,安徽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主任周大跃、合肥市新站区领导等人辞职引起社会关注,不过当地受访干部表示,合肥、安庆等地短时期内出现多名干部辞职只是巧合。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工作机会多,辞职公务员人数也多一些。深圳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处主任科员梁文浩说,去年深圳市公务员辞职数量超过100人,但在该市4.6万名公务员队伍中所占比例不高。总体上,男性公务员辞职比女性多。

　　记者从北京市委组织部、人力社保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北京并未出现大规模辞职潮,但相比过去几年,45岁以下年轻处级干部离职数量有所增加,有离职意向的年轻公务员比例也有所增长。北京市一个区统计,过去5年来,该区30岁以下公务员流失了300人。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公务员离职情况逐渐增多,目前干部队伍有一定心理压力。2014年该区10个处级干部去了私企、国企,最近还有一些干部也提出辞职申请。“走的都是比较年轻、高学历的人。老同志没那么多想法,企业也不需要。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与此同时,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意愿有所下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孟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动力在下降。

　　另据统计,2015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人数为2.2万人,共有140.9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比上一年减少11.5万,报录比为64:1。这一比例和2011年的133.7:1、2012年的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相比,呈持续下降趋势。

　　离职公务员三大类型  

　　孟华认为,公众之所以关注公务员辞职现象,首先在于我国“官文化”根深蒂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走上仕途是首选。所以,公务员辞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次,随着反腐持续深入,整个政治风气的变化对一些干部产生压力,而公众也期望有公务员在压力之下选择辞职,因而对个别公务员辞职现象加以放大。

　　安徽南翔集团董事长余渐富认为,公务员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金饭碗,优秀人才争相扎堆想挤进公务员队伍,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人才流动的误区之一。如果80%的人都想去当公务员,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事实上企业也很需要优秀人才,现在出现的干部跳槽现象有助于打破人才结构性失衡。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离职的公务员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一是“身心俱疲型”。以安庆市大观区辞职的4名干部为例,据当地干部介绍,这4名干部申请离职原因都是个人或家人健康问题。区委书记何谦患有抑郁症,长期失眠;大观区花亭街道党工委书记檀浩也患有抑郁症;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强患高血压和胃病;临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何琳的丈夫因车祸瘫痪,需长期照顾。

　　二是“急流勇退型”。江苏一位县级市开发区主任从事经济工作数十年,2014年辞职到企业工作。他对记者说:“辞职换安心。像我这样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谁能保证前些年没有帮助别人搞先批后建?谁能保证引进的企业环评都过关?谁能保证开发区建设之初没有点征地纠纷?现在到企业工作,之前的违规违法也能一笔勾销了。”

　　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周大跃辞职去企业也被当地干部认为是一种“急流勇退”。合肥市一位领导说,副秘书长也算是重要的领导岗位,走出这一步需要很大勇气。

　　三是“压力山大型”。律师陈长厚辞职前在福建省一个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了6年法官,他说:“我辞职主要因为压力太大,一方面来自生活上的压力很大,去年我辞职时的工资只有每月3100元,很难养活家庭。另一方面工作量大,社会转型导致案件越来越多,加班已是常态,而现在案件终身责任制也是很大压力。”

　　多位基层干部反映,现在对基层干部的工作要求明显提高。安庆市一位干部说:“过去全区年度工作计划七八张纸,现在厚达一本书,内容增加、过程细化、落实到人,时间节点具体到每个星期。工作标准提高,群众诉求多样,一些老办法不能用了,新办法还在摸索,基层压力越来越大。”

　　 防止人才流失需完善机制  

　　去年以来,中央不断加强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工作,让一些公务员“为官不易”,这有助于基层干部队伍“挤泡沫”,把一些不能适应治理现代化要求的人淘汰出队伍,让能干事想干事的人留下。但有关专家和一些基层干部反映,目前基层公务员的待遇普遍较低,如何让愿意留下的公务员安心干事也是面临的突出问题。

　　其一,探索公务员聘任制,增强公务员队伍优胜劣汰正常流动。

　　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吴树新认为,现在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辞职仍属个案,但随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公务员群体“洗牌”会加快。

　　孟华认为,任何组织都应当有出有进,能力差的出去,能力强的进来。但从辞职的公务员来看,大多是年轻优秀的人才离开。要增强公务员队伍的流动性,实现优存劣汰,可探索公务员聘任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丁元竹认为,无论是以前将当公务员视为“升官发财”,还是现在少数公务员自贬为“过街老鼠”,都是偏激、不正常的。下一步应继续加强体制建设,让公权力得到约束、规范,让公务员这个职业不再有特权,加强正常流动。

　　其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和考核机制改革,留住优秀人才。

　　北京市海淀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勇表示,基层公务员待遇低,晋升空间小。过去海淀区街道每年福利有2万～3万元,占基层公务员总收入的1/4左右。而现在基层拿不准上面的政策,福利都不敢发了。因此,建议逐步提高公务员福利和待遇,并向社会公开,实现阳光化。

　　一些基层干部还表示,现在对干部激励不足,应加大绩效和收入挂钩,加大对优秀人才的薪酬激励。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国希说,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不小、收入不高、上升机会有限,其工作和生活状况应予关注。去年底,中央审议通过建立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拓展了职业上升通道,建议继续强化职务和职级分开,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

　　其三,加大舆论引导,为公务员营造宽松外部环境。

　　多位受访干部认为,腐败分子不断被查处曝光,导致一些舆论对公务员队伍存在偏见,公务员队伍的职业荣誉感有所下降。应加大引导力度,多宣传公务员队伍中的正面典型,让公众对干部真实状态有全面客观的了解,增强公务员职业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