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地名的成本账：一个县单是换印章牌匾就花百万元

因为在征集新地名的通告中附上了暂时拟定的地名“定军山市”,这些日子陕西勉县吸引了不少关注。有人就提议,算一下因为改地名而增加的开支。当然,勉县的地名更改,源于撤县设市的契机,即便沿袭原地名,行政区划的调整带来的支出也难以避免。但对于那些有意更名的地方来说,改地名的成本账,值得好好算一算。

　　 地名一变,单位印章、公司牌匾、地图都得跟着换  

　　更改地名,前后可能只是几字之差,但落到日常生活中,牵涉面却甚广。

　　地名更名,成本如何?以西部某县为例,撤县设区时,当地顺势改了地名。

　　“从法律上说,撤县改区后,原有成为某县的政府部门印章已经无效,必须启用新的印章。章、印、牌,这3件必须换。”该县公务员杨唯(化名)说。撤县设区后,当地印章店、广告门市好一阵忙碌。

　　杨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目前当地市场价,制作一副钢印需要1000元,一个牌匾500元,钢制印章300元以上,普通塑料材质印章则要80元。“这是平时价,说不准个别商家还会借机涨价。”

　　杨唯估算,仅以县级政府部门为例,大的部门比如人社局,加上内设机构和下属机构,差不多有上百枚章,按照平均一个部门40枚章,一共25个政府部门计算,那就要1000枚印章;而到了乡镇一级,按照每个乡镇政府20枚章保守估计,全县10个乡镇就要200枚章;而全县近120余个村(居)委会,每个居委会党支部、村(居)委和村民监督委员会加起来又要360枚章。“像用章大户教育局系统,算上所属学校,少说也要300枚印章;每个乡镇还有10个左右独立的乡镇站所,也要100多枚印章。全县保守估计,光是政府部门就不少于2000枚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标准的原子钢章。”杨唯说。“往低里算,假设一枚章是200元,光2000枚章就得40万元。上百枚钢印、牌匾也要花将近30万元。”按照杨唯的计算,仅县级政府和县村两级机构章、印、匾的更换就需要70万元左右。

　　“这还是保守计算。”杨唯说,“要是再算上县级党委、人大、政协,那又有一大批章,国企、私企章也要跟着换,100万元都打不住!”

　　实际上,地名更改后,需要更改的远不止章、印、匾。“工商行政登记、地名标识、地图标注……很多东西都要跟着改,改了之后还要逐个通知,这些都是成本。”杨唯说。

　 　有的地方改名十多年,当地百姓还是叫不习惯  

　　虽然已经更名十余年,但在甘肃天水的本地人看来,麦积区还是北道区。

　　“2005年,北道区要更名的时候,我还在上学,记得当时,学校和周边店铺的门牌都换了,特别不习惯。”沈磊是天水市麦积区人,他和周边的许多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是不习惯称呼家乡的新名。

　　为什么一直改不了口?“新地名麦积,不顺口又不好听。而且在麦积区还有一个麦积镇,很容易相互混淆,所以我们一般用‘麦积’指代这个城镇,用‘北道’指麦积区的城区,这样更好区分。”沈磊表示,虽然知道,当地选择改地名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突出天水的人文自然景观、地域特色,但作为土生土长的北道人,他确实从心理上对新地名还有所排斥。

　　和北道区一起改名的,还有同市的秦城区,它被改名为秦州区,本地人对于后者的接受程度更高。“秦州比秦城听起来更‘洋气’,而且也更有历史依据。”沈磊说。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王硕彤则认为更名提高了家乡的知名度,也为本地旅游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去年坐火车的时候,我碰到几位来自宁夏的游客,听说火车路过麦积区,他们就立即提到了麦积山,这让我感觉挺自豪的。”

　　更改地名还会带来许多“连锁反应”,居民身份证与户口本、银行开户信息等许多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都要更换,平添了很多麻烦。

　 　改地名不是提升知名度和经济收入的制胜法宝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05年,天水的两个区更名,一共改掉3个字,直接花费在200万元到300万元之间,这对200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6000元的天水来说,不是个小数字。

　　与天水一样,尽管知道改地名成本不菲,很多城市还是选择“改头换面”,更名之后可能带来的知名度和收益上的提升也许是最直接的推动力。

　　从全国范围看,的确有些地方凭借更名打响名气,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

　　说起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普洱商人吴禾觉得改得好。“普洱本地从事茶业销售、开办茶厂、种植茶叶的人越来越多,慕名前来进货的外地客商也多了。”吴先生说,改名之后,当地原本发展就不错的茶业越来越红火。

　　“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原来思茅市下辖的普洱县改成了宁洱县。”宁洱县的钱阳告诉记者,刚更名的时候,确实有人被新旧地名弄糊涂,后来,游客绕开了老“普洱县”,直奔新“普洱市”。

　　同样,在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安徽嘉山县撤县设市更名的明光市也获益于此。

　　时任嘉山县民政局局长张来兵表示,改名的考虑之一是提升地方知名度,新地名既源于当地的历史传说,也与当时嘉山县的支柱企业——明光酒厂同名。“改名后,企业知名度大增,发展势头一度很猛,不少知名企业当时还提出要和明光酒厂进行项目合作,经济效益也不错。”

　　不过,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看来,更名并非制胜法宝。

　　“比如地处滇西北的香格里拉。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滇西北的旅游产业,丽江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后,其知名度的提高也带来了‘周边效益’,因此,改名为香格里拉对当地旅游发展虽有推动作用,但并不是根本原因。”杨福泉说。

　　在他看来,想要提升一个地方的知名度、推动经济发展,除了依靠本地的自然人文资源魅力外,还应思考怎样保持这种魅力的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