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童遭教师猥亵之后：称斯文男老师像鬼一样
乡村女童遭男教师猥亵之后：被遗忘的伤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翊君 王敏
在过去的将近两年时间里，夜里10点到12点的托管所，是让吴辛感到异常恐惧的地方。
那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事，14岁的她长时间深埋心底。直到今年6月初， 一起“女童被教师猥亵”事件被媒体披露出来。受害者除了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女生吴辛外，还有该校的另外约10名学生，其中最小的学生来自该校的幼儿园部。
事发于这些女生寄宿的“天天托管所”。这家校外托管机构的男教师谭某以给孩子“盖被子”的便利，侵犯了多名未成年女童的身体。
当地警方在接到报警后，已将谭某刑事拘留。因为案件仍处在侦查当中，警方未公布其涉嫌的罪名。
这些受侵害的学生，除了接受了警方和校方的问话外，几乎没有得到来自校方、家庭和当地教育部门的任何安抚。吴辛事后去医院所做的两次身体检查，还是谭某的妻子带她去做的，检查结果显示“未见异常”。谭某妻子还提出，让吴辛改口供。
而在事件被曝光后，从老师到学生，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却陷入另一场“可能被追责”的恐惧中。他们接到的通知是，有任何情况需要向学校领导反映，未经校领导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否则要自己“负责任”。对于事件的具体情况，校方未做说明，也没有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提出整改方案。
进入七月，学校已放暑假，吴辛和同村的学生都已回到离镇中心二十多公里外的家中。接到记者说要去她家中的电话后，她在山路边等记者，一见面，眼睛就笑成两道弯。采访中，说起托管所的经历，惊恐从她眼里一闪而过，转瞬又是笑。
斯文的男老师变得“像鬼一样的”
钥匙的声音又响了，越来越近。一大串金属碰撞在一起的声音，一下挨着一下。
宿舍里，吴辛躺在铁架床的上铺，感到有事就要发生，双手攥紧了被子。
从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这个让吴辛恐惧的声音都是在晚上10点开始。她会被一下惊醒，但是不敢睁开眼睛。同屋的其他10个女孩都似乎已经熟睡，屋里很静。她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出声，也不要动。
她的下铺没有人，床板忽然动了。脚上的被子被掀起来，一只粗大的手触到她的脚，接着经过下体，她感到疼痛。然后，那只手到达她的胸部、嘴唇。
床板低沉地响，整个床架都摇摇晃晃。有些高年级的女孩会醒过来，意识到“谭老师”又来给她们“盖被子”了，但谁也不敢有动静。
“谭老师”是思旺镇第二初级中学的历史老师，也是天天托管所法人谭升林的亲戚。“谭老师”在托管所的工作是给寄宿在这里的小学生辅导作业，并在早上送他们去学校上学。夜里，他就睡在托管所三楼正对着女生宿舍的房间。
从思旺镇中心小学出门，往右手方向走上一公里左右，就能到达天天托管所。7月初，《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铁门紧闭的托管所外看到，思旺镇国土规建环保安监站的停业整顿通告，以及平南县公安消防大队的临时查封决定书，一上一下贴在门边的墙壁上，并写明查封期限从2017年6月5日中午12时到2017年6月30日中午12时。三楼沿街的窗户，一些女孩们的衣服还在晾晒着，从铁栏杆的缝隙里伸出来。
事情刚发生时，吴辛觉得“没有什么”。她此前印象中的“谭老师”很斯文，讲话客气，低声细语，“不是这样的”。
“谭老师”偏瘦，戴着眼镜，在孩子们的印象里，三十多岁的他像是一个“大学生应该有的样子”。可他走起路来，没有脚步声。通常是裤头上挂着的钥匙叮叮当当一响，孩子们才会知道“谭老师来了”。
“像鬼一样，很吓人的……”渐渐地，吴辛和姐姐吴羽都这么觉得。
两年前，大吴辛3岁的吴羽也寄宿在这里。当时学生很多，60个女生挤在这一间宿舍里，高年级的学生睡上铺，低年级的孩子被安排在下铺，以免从高处坠落。床位最紧张时，一张铺位上能挤三个孩子。
四年级的吴羽和一名同年级同学共用一个铺位，在靠近窗户的第一张床上。晚上8点，做完功课后，高年级的学生倒头就睡。大概到了10点，吴羽觉得身体跟着床板晃起来，迷迷糊糊中，她闭着眼冲睡在下铺的三个孩子喊，“摇什么摇？！”然后抬起脚，用力跺了一下床板。睡在她旁边的女生也半梦半醒地接着骂，“再摇我下去踢死你！”
下面就没了动静。
第二天早上，下铺的一年级女生谭雯雯悄悄告诉吴羽，“昨天晚上，我睡着睡着被摸了……摸到尿尿那里……”
“谁摸你啊？你昨晚不是在摇床吗？”吴羽感到很好笑。
“谭老师。”谭雯雯说她看得很清楚。而睡在谭雯雯旁边的二年级女生何青青也曾告诉过吴羽，有时她的衣服都被扒光了。
但直到今年5月25日“谭老师”被派出所带走，吴羽才知道自己的妹妹吴辛也是受害者，而且是受侵害程度最严重的女生。吴辛之前从来没告诉姐姐自己的这些经历，更不敢告诉她：在早晨起床时，有时会发现内裤上有血迹。
吴羽比吴辛高一个年级，去年小学毕业后就离开了天天托管所，寄宿在初中校内的宿舍。她以“凶”来形容她们那一届的女生，并认为“谭老师”因此不敢对她们那一年级的女生下手。比她小的女生会围着她们讲述自己的遭遇，吴羽只能说，“你们找我也没用，有本事自己去报警。”她觉得，“应该是受害人自己才能报警”。
然而，从吴羽得知这样的事情直至现在，已经四年过去了，她所了解的这些孩子里，始终没人敢报警，也没人找到其他有效的求助渠道。
“遇到这种事情不要报警，要向上级领导汇报”
今年5月25日下午2点10 分前后，思旺镇中心小学一间校领导办公室里，权立夏接到一位五年级班主任的电话。对方告诉她，班上有孩子在托管所“被摸”。
这一消息的得来很偶然。一位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是那位班主任发现班上有男女学生关系比较亲密，就告诫学生不要早恋。没想到，有女生说，“我们早就被摸过了。”接着，班主任才追问出托管所的事情，并发现涉及多个班级的学生。
作为学校中层领导的权立夏称，自己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将一些相关老师和学生分别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
十分钟之后，权立夏和同事商量决定，将事情上报校长。她在多功能教室里找到校长杨集作，看见他正带着几位村小的校长参观，马上要准备开相关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会。
“校长的反应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怕说错话……校长吩咐我做的事情，只是多问问学生。”权立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吴辛很快就接到班主任的通知，让她去找权立夏。从教室走到一楼领导办公室的路上，她觉得自己“吓死了”。她不知道这位平日里“很凶”的校领导为什么要找自己，于是战战兢兢地站在办公室门口，不敢进去，直到校领导看到她。
“她问我，碰到那里吗……碰到那里吗……”吴辛惶恐地点点头，不敢跟权立夏说话，“我就觉得，她怎么忽然变得不凶了，怎么变得那么善良呀……”
谈及权立夏，吴辛和身边女学生的神色，比谈到“谭老师”更为惊恐。“谁敢找她(反映情况)啊，都怕死了！”总是称自己“很凶”的吴羽接话，“我都怕死了，可能是平时她太凶了吧。”
当天下午，权立夏又接连找了三四个学生，以及相关的班主任。在吴辛的印象里，同去的大概是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而一年级和学前班的没有来。多人辗转于办公室的情形，被三四位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老师看见，纷纷上来围观，热烈地讨论起孩子们究竟有没有被强奸，以及“谭老师”行为的性质有多严重。
至此，事情在当地被慢慢传开。
第二天上午，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师季冲追着权立夏问，学校是否报警。权立夏向其上一级领导打听，领导摇摇头。
将近11点，季冲直接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110。一个小时之后，思旺镇派出所的民警在思旺二中带走了“谭老师”。
“我们只是中层领导，没有权力向教育局反应。如果跨过校长去报警，后果可以想象咯……会受到什么惩罚我不懂，反正我们就是一级级上报的做法。”电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谈起当时的情形，权立夏语气有些急促，“压力大不大，你问我们学校的任何老师都知道。如果我牵扯进去，可能我这辈子都不能做这个老师了。”
思旺镇中心小学的多位老师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事后，校长杨集作在教职工会议上提及，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未经三位校长的允许，任何老师不能接受采访，但校方始终没有明确通报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况，也没有进行相关总结。
“这相当于提醒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不要报警，要向上级领导汇报，不然后面有什么问题，是要负责的。”一位老师称。
7月2 日，坐在校长办公室工位上的杨集作，面对前来采访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是拒绝承认自己是杨校长，接着称自己“没有办法回答是否校方反应迟钝”。他随后从办公室冒雨跑进厕所，又在大雨之中坐上汽车扬长而去。在另一间办公室的副校长吴文洋，用鼠标反复点击着同一个网页，沉默了约五分钟后，站起来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还捅这些出来干吗？”
吴辛记得，直到事件被曝光之后，校长杨集作才找过她一次，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慰问，而是问她之前找她的记者是谁。
季冲则回忆称，事情被曝光的第二天，思旺镇镇长梁栩荣带着一位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出现在她家，“他意思是，我做得对，但要注意方式方法，跟自己上级说就行了。”
7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试图在思旺镇镇政府找到梁栩荣，但据了解，因为当地连日暴雨，梁栩荣与镇上的多数干部前往各村抗洪。在电话中，梁栩荣对《中国新闻周刊》否认了此事，并立马以“信号不好”为由挂掉手机。
在报警后，以特岗教师身份考入思旺镇中心小学的季冲，因三年试用期限已满，正面临九月份的转正核查。6月初，平南县教育局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其教师资格证造假。
平南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钟道和向《中国新闻周刊》出具了一份复函，由季冲此前教师资格证上印有的颁发机构桂林市教育局发回，时间是在6月28日。复函中称：经查证，该证书不属于桂林市教育局认定的教师资格证，属伪证，应收回。
《中国新闻周刊》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并致电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查询，都显示没有季冲所持教师资格证的相关信息。
“她就不能转岗，下学期不能在学校。”钟道和称，此次教师资格证审查是按程序行事。
在报警的一个月后，季冲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她有些后悔，“如果想到这么复杂，会让家长自己去报警，不会那么冲动。”
“我爸爸不信啊”
从思旺镇中心区去往古榄村，需要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交通工具主要靠摩托车，一趟40多分钟。碎石子路深深浅浅，车轮蹭着路面画曲线，沿着稍稍平整的土地费力向前，但还是时不时将人弹离坐垫。
在东皇山脚下的古榄村，人口约3100人，但常住者早已不足千人，多是老人和留守儿童。他们分散在山间的17个自然村屯，守着550亩水田。曾经靠摘八角为生的青壮年，都已陆续外出。
吴辛和吴羽姐妹俩只有在假期才回到村子里。一栋两层的几乎是未经装修的毛坯楼房里，原先热闹地住过一大家子人，包括她们父亲的5个兄弟姐妹，和她们的堂哥们。后来，姑姑们出嫁了，伯伯们在镇上盖了房子，带走了堂哥们。父亲也去广东打工，而她们从没见过母亲。屋里就剩下爷爷奶奶。
姐妹俩甚至不清楚自己准确的出生年月。大概是在八九岁时，她们开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吴羽读四年级时、吴辛二年级的那一年，父亲终于决定，将她们送到镇上读书。
村上小学不开设英语课，每一年级的期末，语文和数学两科总分低于100，要被留级。四年级的吴羽，总成绩连二十分都不到。
“谭老师”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堂哥告诉她们，镇上的天天托管所里有中学老师辅导功课，对学习有帮助。在那之前，“谭老师”问过吴羽的堂哥“有没有弟弟妹妹”，堂哥便因此相互做了介绍。
2012年，父亲向“谭老师”交了每人每学期1800元的费用，让这家托管所承担了姐妹俩每日的三餐、住宿和接送上下学的责任。另外，“谭老师”还帮助她们办理了转入思旺镇中心小学的手续。
转完学，因为成绩不够好，吴羽降到三年级重读，吴辛也从二年级开始就读。
三年之后，2015年5月，贵港市政府印发了《贵港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可以开办校外托管机构，“在职教职员工和其他公职人员除外”。
但在一些托管机构里，有很多像“谭老师”这样的公立学校教师。《中国新闻周刊》获悉，“谭老师”的妻子、思旺一中的地理教师陈老师，也长期在天天托管所工作。
一所位于思旺镇中心小学正对面的托管所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我们都是请两个退休的教师在这里，不敢再找在职的教师。”
《贵港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还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价格主管部门、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街道办(乡镇)和社区(村委)均负有监管责任。其中，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和指导学校与托管机构的对接服务；负责查处教育系统在职干部和教师开办校外托管机构或在校外托管机构兼职行为。”而托管机构应与学生监护人签订《学生托管服务委托协议书》。
对于这份协议书，上述托管所负责人称，“一般是教育局发给学校，学校再发给我们电子版，我们自己打印出来给家长签字。”但她拒绝出示这份协议书的样本，因为他们“一般都会适当更改一下(内容)”。比如，“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所在地，修改规定孩子上学的具体路线。如果学生跑到其他路线上发生事故，我们就没有责任，或者责任会小一点。”
在“女童被教师猥亵”事件被曝光后，上述托管所也接到了相关部门的整改要求：每一层楼都要换上活动窗，将之前属于易燃物的铁板换成了不锈钢，“花了几千块钱……三五天就检查一次，这也不合格那也不合格……没发生这事之前，(他们)很少会进(镇上)来检查的”。
平南县教育局安稳办工作人员吕东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6月份刚刚完成了一次关于托管机构的督查工作，对于此次的事情，也以成员单位的身份参与了整治。
对于学校与托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关系，他坦承，“学生离开学校，(在托管机构就)不是由学校监管的。我们是要求班主任去询问孩子在托管所安不安全，但这些是社会性质的，学校管不了。而且，现在学校每个班只有两个任课老师，怎么管得过来。”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思旺镇中心小学教职工通讯录显示，该校共有106名在职员工，其中每个班级固定配备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各一名。
但相比于村上的小学，中心小学的师资等各方面条件还是优越得多。因此，近些年里，中心小学的生源有了大幅增长。
2016至2017学年，思旺镇中心小学部有1900多人，加上幼儿园的孩子，已经超过两千人。权立夏介绍说，按照每个班级50人的标准，很多班级的人数都是超标的，学校没有地方让学生留宿。
交通不便再加上路途遥远，对于很多像吴辛、吴羽姐妹这样的乡村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而言，在中心小学上学后，托管成了唯一的办法。近三年来，镇上的托管机构新增了二十多家。
知道有女生在天天托管所“被摸”后，吴羽也曾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和妹妹身上，读完四年级时，她向父亲提出换托管所。
但新换的托管所感觉不好，“(做作业的时候)太吵了，作业写错，老师也不讲给你听”。而在天天托管所，“谭老师”会检查并辅导全部功课。于是，在吴羽六年级、吴辛五年级时，她们又回到了天天托管所。
在这里，每天早上，学生6点钟要起床，7点20分排好队去中心小学，在学校8点上课之前，“谭老师”会把他们送到学校大门口。中午放学之后，学生们被接回来午休，然后再次被送回学校。下午放学回到托管所，在老师的监督下做功课。晚上8点过后，孩子们就已经累得沾枕就睡。
吴羽和吴辛的爷爷奶奶管不到孙女们在托管所的事情，爷孙之间交流也很少。直到这次事件被曝光，老两口才知情。
权立夏曾经问过一个孩子，“事情发生了这么久，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家里人啊？”孩子说，“我告诉我爸爸了，我爸爸不信啊……”
打电话通知家长的时候，权立夏证实了确有其事，“可对方不愿意来，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要乱说。”
权立夏也打过电话给谭雯雯的爷爷，电话那头，这位爷爷同样不信。权立夏只好给谭雯雯在广东打工的妈妈打电话，对方要求先保护她女儿，不要让她女儿再去托管所，而她马上回来。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上另一名受侵害女生何青青的爷爷时，他称孩子已经被妈妈接到广东去了，下学期会在那里上学，“她现在没事，(这事)过去了，就算了。”
“以后都不用嫁人了……”
吴羽和吴辛在等着爸爸回来。
“他知道了，非常担心，说暑假会回来。”可吴羽的盼望起起落落，“他一会儿说回来，一会儿又改变主意了。”
7月2日，一场暴雨包围了思旺镇，古榄村通往镇上的多处路段坍塌。那天，吴羽陪着妹妹去初中交下学期的入学通知书，办理登记注册，“石榴河差一点过不了。”
要是父亲暑假不回来，开学时，姐妹俩又将自己去报名。去年刚上初中时，吴羽拖着行李箱，带着一个桶和一床被子，一个人搬上了学校宿舍的五楼。她喜欢强调，“我们自己什么都能做，不要人管。”
在中心小学读到四年级下学期时，她第一次来例假，慌乱地在桶里用洗衣粉清洗。托管所的女老师看见，才告诉了她相关的知识。同住的女生笑她“这么快进入了青春期”，尽管她那时已经14岁。
性教育相关的课程，她们并不是没有上过。吴辛记得，自己在中心小学上过两次，每学期一次。
这是针对高年级女生开设的。上课前，她们会听见广播里传来通知——六年级各班女生集中多媒体教室开会。“没有说是‘性’的会，男生都不知道的。”直到吴羽进入教室，才看见屏幕上写着，“性教育会”。
吴羽还能回忆起的“性教育会”上的内容：不要一个人走到树林中；遇到危险要大声求救，但前提是先看看对方有没有带凶器。“反正我就知道这么多。”
在她们的印象里，课程没有讲到侵犯身体的什么部位算是“性侵”。直到现在，吴辛也不知道“谭老师”的行为是一种不被法律允许的侵犯。
“女童保护”项目负责人孙雪梅曾调研过，“对于全国而言，40%的孩子对隐私部位的认识不清，九成家长没对孩子进行系统的防性侵教育。”
在最高法今年6月公布的数据中，从2013年到2016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的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就有10782起。而根据“女童保护”项目在近四年的统计，在公开报道的案件中，受害者为农村(乡镇及以下)儿童的有329起，占比75.98%。
在思旺镇当地一位摩的司机的记忆里，像天天托管所里发生的事情并非头一回发生，“十几年前，也是小学的老师，四五十岁了。可能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发生的)，(涉及了)几个小孩。后来家长告他，(他被)判了十几年，学校将他开除了。”
还有一次，他清楚地记得是1965年。他正读小学五年级，同班的两三个女生被老师猥亵。“老师斯斯文文的，三十多岁，有老婆孩子，平时看不出(会这样)。女孩不敢说，那个时候觉得羞耻。学校没有安抚，也没有保护和赔偿。”
五十多年后，当年的一切重演了。
接到报警后，思旺镇派出所的民警多次找过学生。5月26日，吴辛和其他受侵害学生都做了笔录。第二天下午，她们又接到通知去录口供。三个星期后，她们再次过去，审核签字。
可一个多月过去，吴辛没有从警方和校方得到任何案件进展和处理结果方面的消息。思旺镇派出所的民警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案件已经移送县公安局，案件涉及的任何细节都不便透露。”而平南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也以“不便透露”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关于赔偿，“谭老师”的妻子陈老师曾经私下找过吴辛的奶奶，但一直没有谈妥。陈老师和她的妹妹，是天天托管所里除了“谭老师”以外的主要负责老师，孩子们分别喊她们“大陈老师”和“小陈老师”。
警方介入后，“大陈老师”曾带着吴辛去了两次医院，由奶奶陪着一起。6月9日和6月17日，她在平南县人民医院和思旺镇中心卫生院分别做了彩超，但报告单上均显示“未见异常”。
“她(“大陈老师”)之前提过要我改口供，说没有这样的事，要给钱，我都没有答应她。”吴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姐妹俩期望父亲回来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带吴辛再次去医院做检查。此前广西当地媒体也曾带吴辛去医院检查，医生反馈的结果是，“下面有一些轻微损伤。”
当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面，吴辛的奶奶拨通了“大陈老师”的电话，说吴辛在这一年里，时常肚子疼、头晕。而“大陈老师”则哭诉，“要是早私了，就不会闹到这个地步。现在他(“谭老师”)在县里，只能等法院判决了。”之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出希望能采访时，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现在天天托管所里发生的事情在镇上都已经传遍，人人皆知。这让吴羽心情有些矛盾，“事情闹大了，对我们未成年人有什么好处？可是不说出来，也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几个受到侵害的女孩子坐在一起时，也会谈到各自的担心，“我们还未成年就这样，以后交男朋友，他知道了，还不分了？都不用嫁人了……”
“遭遇过性侵的孩子，心理上的影响是看不见的。”在孙雪梅接触过的案例中，“有些孩子会抑郁，有些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两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反应非常重要，应该保护孩子的隐私，并报警，通过法律手段维权。而对于留守儿童，家长监护缺失。在农村地区，也很难有心理干预。一般只能由当地妇联组织去做，但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
对于吴羽、吴辛姐妹俩来说，未来还很远。现在，她们的儿时玩伴都渐渐搬离了村子，姐俩也想着将来要出去赚钱，至少要把现在漏雨的房子修好。
房子是她们的父亲早些年摘八角换钱盖起来的。八角树十来米高，一次上树采摘时，父亲失足掉下，一个肝被切除了。那是吴辛刚出生时的事了。后来，她们只知道爸爸“应该是在广东的厂里做工”，但谁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姐妹俩和村子里的几个女孩坐在屋前，看着地里的草木，“以后我们肯定要出去的，天天看着这些树会有钱掉下来吗？”之后她们站起身，提议去山间更高处的池塘里游泳，大家又开心起来。吴辛也笑了，似乎伤痛与恐惧都留给了未来。★
(应受访者要求以及出于未成年人隐私保护考虑，文中吴辛、吴羽、何青青、谭雯雯、权立夏、季冲均为化名)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12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冯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