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宪法日特刊：从认识宪法到尊重宪法

04.12.2014 10:59

本文来源: 检察

　　【法学讲堂】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作为一个多年教授中国宪法学的教师,笔者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这个带有坚定判断的语句由衷感到宽慰和感动。

　　为什么要尊崇和敬畏宪法?宪法与党的领导有何关系?如何让宪法成为公民的信仰?在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再次思考并寻找答案。

　　10月29日,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公安大楼前,获得盱眙“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称号的10名优秀警察庄严地向宪法宣誓。新华社发(周海军摄)

　　“宪”之根本性是人们敬畏宪法所在

　　古人云:“悬法示人曰宪,从害省,从心,从目,观于法象,使人晓然知不善之害,接于目,怵于心,凛乎不可犯也。”今天,我们若再审其义,“宪”也有“表示”与“博文多能”之意。表者,使对之省察,当畏之。博多者,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心藏之。所以便有“宪章文武”之言,使人有所取法。中国古人对“宪”或“宪法”的这种表述,已隐含了今天我们所言宪法的根本性。当《中庸》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表达这种根本性时,其中也蕴含我们现代人使用的正当性概念。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人对人类事务的正当性判断并不是从一个超验的实体(如上帝)那里领受的。中国的正当性来源是经验的、历史的,如《孟子》所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同样,像尧舜禹、文武周公这样的圣贤,不只是些过往的伟大历史人物,而且也是后世皆以取法的典范。他们不但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德性之源,而且也为后世的中国提供了有关人类事务(如政治)的正当性标准。

　　在中国文化里,“根本性”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实证性,而始终隐涉了一种德性判断。换言之,因为“宪”是由像尧舜、文武这样的伟大圣贤确立和规制的,它本身就是正当性之源,人们没有理由不敬畏与尊随。中国的“宪”与“宪法”的根本性,并不是来自于西方意义上的“规范等级”中的“最高规范”,而是由确立者或制定者的正当性决定的。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这种体制或典章本身的品质如何,重要的是,它是圣贤的制度和典章。“宪”与“宪法”本身也涵摄了使用该词语的人所体验到的那种充满敬意的主观感受。

　　中国宪法是“中国共识”的结晶

　　中国古典的“宪”制,与我们今天的现行宪法体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现行宪法之所以具有根本性、正当性,并不是来自于古典时代的圣贤之德。它也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宪法,中国的宪法确立者从未把宪法理解为某种契约,如,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等等。中国的宪法是中国共产党与它领导的人民之间经过一系列程序所达成的一种共识。中国宪法是“中国共识”的一种结晶。中国宪法的确立过程,涉及众多因素和各种复杂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者有:中国共产党,它是宪法确立的领导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构成了五四宪法的起草者。然后经过各个层级的讨论、征求群众意见等民主环节,最后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宪法的确立过程便是共识达成过程,宪法的颁行就是共识的凝聚。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性的“中国共识”对参与共识形成的各方具有最高约束力,任何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便是对这一共识的损坏,其危害性不仅使共识无法修复,而且会导致崩塌与解体。改借一句名言来说就是,一种违宪的行为的危害性十倍于侵犯人生命的犯罪,后者糟蹋的是法律的水流,前者弄脏的是整个水源。

　　中国宪法的“中国共识”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智识。西方宪法在理论上首先假定了人民与政府的二元结构,而中国宪法则强调是领导者与人民的一致性。中国古人把这种一致性表达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些都是中国政治法律思想有关治理者与其人民关系的最早表达。这种表述方式是一种警示,它告诫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应正视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治理者不能漠视人民的诉求,人民也应服从贤明治理者的治理。而能不能重视这样一种关系,是衡量治理者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志。同理,治理若只是为了治理者的利益,治理者就不会从这种特权中获益,而且会招致政权危机。“水舟关系”是双方互利的一种关系,是中国古典智慧在政治领域的运用。

　　现行宪法的“中国共识”无疑包含着这一古老智慧。在这种“水舟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便是“掌舵人”,而人民就是这条航行于现代化海洋巨轮之下的滔滔之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严格履行它的纲领和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底色;人民在现代化的航程中也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领路人。中国宪法就是这种关系的隐喻表达,是由中国革命和发展过程并通过某种程序而凝聚成的共识。这是中国宪法之为根本法的关键所在。

　　宪法日唤起公民对共识的信守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

　　宪法写在纸上只是一些字,它鲜活的生命只存于实践。宪法只有在动态的实践中,人民才能感受到这种共识的价值和意义:宪法不是悬置于高处的一纸文件,而是扎根于人民油盐米酱醋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生活之中,它相距我们不远,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它既关切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关注我们普通百姓的细小散碎,譬如,我们的房屋应不应该拆迁?我们的土地应不应该被征用?这些就是宪法所说的公民基本权利。

　　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并确立了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制度。毫无疑问,这两个规定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或部分,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国家宪法日针对的是我们每一个国民,可以想见,12月4日这一天,作为中国公民,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会知道这一天的意义。如果国庆日唤起的是我们每个国民对国家的家园之感,那么,宪法日唤起的是我们每个公民对那个曾经的“约定”或共识的信守和遵从。

　　向宪法宣誓制度的意义能否这样来理解,宣誓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承诺。仪式能够激发人的内心深处的皈依感;而宪法宣誓仪式则能增强宪法的威严和信念,最终达成对宪法的信仰。承诺的本质是不被违背的决心和意志,犹如结婚典礼上两位新人手上各自的那枚戒指,当彼此戴在对方手上之时,就意味着誓约的完成,那枚戒指也将伴随一生,只能戴不能摘。

　　当然,这两个规定只是宪法实施的开始,而宪法实施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除了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的程序机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条件成熟之时还应成立专门的宪法实施机构——宪法真正成为“活的宪法”,还在于宪法文本,包括具体条文能在专门机构得以实施。宪法与普通百姓相关,说到底是宪法的具体条文与他们相通。

　　宪法就似毕业证,它记载了学业的结果,拿在手里若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那这个民族就毕业了。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

　　【宪法日大家说】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离不开每一位公民的参与。今天,我们特别从法官、律师、学生这三个代表人群中各邀请一位代表来讲述他们与宪法的故事,敬请读者关注。

　　12月2日,在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山东潍坊大家洼边防派出所民警走进当地校园,为小朋友宣讲宪法知识。光明日报记者刘新武摄

　　邹明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为建设法治中国贡献力量

　　12月4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对我们法官而言,在经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审判员后,需要公开向宪法宣誓,公开承诺忠于和遵守国家宪法,自觉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带头遵守宪法法律,带头严格依法公正办案。

　　宪法与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密切相关。第一,人民法院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这就要求我们在审判、执行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办案,推进严格司法和公正司法,确保法律被严格遵守和实施。

　　第二,宪法是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条规定是法院独立审判的保障,保证了法院能够将依法治国方略落到实处。

　　第三,审判独立也推动宪法的实施。我国的宪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我国立法法,最高人民法院有提请启动宪法监督的权力。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合宪性问题,现有的做法是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宪法解释机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如何把四中全会的要求落到实处,还有待更多改革举措的出台。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在我国,大家对宪法的认识远不及对法律的认识。今年12月4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也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法制宣传日。每年,我们作为法官,都借此时机开展以宪法法律为重点内容的法制宣传活动。近几年来,我所在的北京市一中院开展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例如,组织庭内法官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开展普法活动;利用网络公开课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解答;利用法官职务微博平台引导社会公众形成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法治理念等等,这些活动均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为建设法治中国贡献一分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王逸吟、通讯员常鸣采访整理)

　　丁涛(北京市普贤律师事务所主任):让宪法走进每个公民的生活

　　作为专注服务于私人法律服务项目的律师,我对宪法的实施有很多案例和体会可讲。

　　宪法是母法,是根本法,是依宪治国和确立法治信仰的基础。我在10多年的执业过程中,承办过不少劳动争议、离婚继承、股东权益保护等案件,回顾这些执业中为当事人维权的经历,让我看到公民权利被侵犯时有发生,深深体会到法律规范并保护被侵权人权利的重要,而法律的根本源头是宪法这一母法,对母法的充分认知和尊重,是依法办事的基础,是依法维权的基础,是依法治国的基础。

　　尽管宪法在个案中不被直接适用,但宪法的精神体现在每一部法律当中,体现在每一个案件当中。比如宪法第49条关于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规定需要具体的法律规范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就细化了这一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我国社会老龄化的现实推动了探视父母义务的立法化、家庭宪法保障的具体化。探视父母属于义务道德,法律应当符合道德。法律也需要社会文化认同的支撑,不能只讲权利义务的平衡而忽视正确是非观的构建。精神需求是没有办法通过外加的强制力予以实现的,“常回家看看”只是一个倡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我曾办过一个案件:孤身一人的李先生有一儿一女,由于子女不孝,李先生将自己的财产一套房子和大额存款遗嘱赠给了他的保姆,李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来主张继承遗产,最终该保姆依据公证的遗嘱,得到了相关遗产。公民有自己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作为子女不仅要从物质上,更要从精神上关心照顾好老人。

　　我认为,国家宪法日对树立公民的法治意识、推动宪法实施具有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让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法律顾问,是推动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我和我的团队正在努力搭建为普通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私人律师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律,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被侵犯。

　　(光明日报记者梁捷采访整理)

　　易静(兰州大学2014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宪法,不只是条文

　　宪法,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严肃而恭敬的想象。初中时,宪法于我而言仿佛只是存在于历史和政治课本中的那一句“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让人摸不着头脑。到了高中,在一次讨论课上,关于我国宪法制定和修订的历史,宪法的作用以及宪法对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意义等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对宪法的认识。

　　通过讨论学习,我知道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共制定、颁布过4部宪法,并经过了4次修正。我明白了宪法不仅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而且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我国政治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

　　虽然宪法的基本常识是每个人必备的知识,但我认为,宪法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是高高在上的冰冷的法律条文,而在于它与每位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将人们日常生活与个体权利自由相连接的保障。然而,在现实中,宪法对许多人而言还只是抽象晦涩的法律文本,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似乎并没有太大关系,更谈不上宪法意识。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过,真正的宪法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每个公民的内心里。如今,对于已经步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我来说,宪法和法律是与我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小细节。作为一名准新闻人,我深知通晓各种学科知识对本学科的业务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其中宪法和法律知识尤甚。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更积极地学习宪法和法律知识,培养宪法和法律意识,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同时在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能够运用宪法和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光明日报记者殷泓采访整理)

　　【宪法大事记】

　　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发挥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为1954年宪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1954年9月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共4章106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1975年1月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

　　1978年3月

　　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分别对这部宪法进行了修改。

　　1982年12月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这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