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治吏用制度除病祛邪 县委书记过六关方能被提拔
山西发生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中,吏治腐败尤为突出,刷新吏治成为山西重构政治生态的重中之重。
山西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深入查找问题。干部工作任人唯亲、拉拉扯扯、团团伙伙,“小圈子”“小集团”现象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突出;“三龄两历一身份”弄虚作假现象严重;违规用人屡禁不止……山西吏治腐败最突出的7种问题浮出水面。
党委(党组)用人主体责任不落实;用人导向不正、用人标准把握不严;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力;违背干部工作规律用干部;干部政策不落实、制度空挂、程序空转;对用人不正之风打击处理不力、追责不严……10方面原因造成山西吏治塌方、歪风邪气猖獗。
“在腐败案件量多面广、涉及干部多、诸多案件尚未办结的情况下,如何全面准确了解干部、防止‘带病提拔’,选准、用好干部,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也是躲不开、绕不过、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坦言。
“三个一批”筑牢治吏之基
把好干部选出来,为优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和违纪违法者受惩治提供重要依据
“对干部情况不明、底数不清,心中无数、手中无人”,这样的情况难防“带病提拔”,更影响选任干部的准确性。
为了摸清底数,年初山西全面推进“三个一批”工作: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干部,着力解决干部“带病在岗”问题;调整退出一批不作为、不胜任干部,着力解决庸政、懒政、怠政问题;掌握使用一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着力解决选拔干部心里无数、手中无人的问题。
山西省委专门下发文件,明确了“三个一批”的界定标准,让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从查档案、查个人事项报告、查民意、查业绩、查线索、查案件等“六查”入手,开展“三个一批”甄别工作。“把好干部、表现平庸干部和有问题的干部区别开来,为优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和违纪违法者受惩治提供重要依据。”组织部门相关人员介绍说。
调整不作为、不胜任的干部一直是从严治吏的难点。山西以“六查”掌握的情况为依据,对那些没有违法违纪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官不为的干部,该免的免,该降的降,该调整的调整。截至目前,全省对2059名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给予警告以上党纪处分3063人,给予记过以上政纪处分1752人,调整退出干部860人。
在甄别中使用,在使用中甄别。目前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共对近7万名干部进行了甄别,掌握使用了一大批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全省共提拔使用干部4411人,其中省管干部213人。
“压实”选人用人主体责任
建立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建立干部“带病提拔”等问题倒查机制和违规用人纠错机制
山西某市市委要选任一批市管干部,在“五个必审”过程中,一名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存在问题,按相关规定,该名干部被组织部门“挡在门外”。市委书记打电话给组织部长表示感谢。
“如果在以前,一些‘一把手’会认为是组织部门在选人用人上出难题、不配合。”一名组织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现在,“一把手”的观念变了,选准、用好干部是必须履行的责任,选错、用错干部要严肃追究责任,“私心”没了,责任心更强了。
谈到党委用人主体责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盛茂林说,过去有的以“一把手”个人好恶、利益需要定标准,致使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甚至“重病”在身的人得到提拔重用,利益导向、关系导向取代了干事导向、廉洁导向。
为“压实”党委选人用人主体责任,山西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建立干部“带病提拔”等问题倒查机制和违规用人纠错机制,对落实中央和省委干部政策不力、选人用人方面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不仅要纠正错误用人决定,还要严肃追究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山西查处一名“落马”正厅级官员违规任用老乡问题时,对9名弄虚作假、把关不严的责任人进行倒查追责,对7名责任人给予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将违规任用的干部撤销领导职务,降为科员。省直某厅原党组书记、厅长任职期间违规任用干部,对其本人和违反干部任用程序的3名厅级干部给予诫勉或党内警告处分;对3名涉案的正处级干部给予降为正科级或调离工作岗位等严肃处理;对4名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给予组织处理。
一年多来,山西省纪委立案查处29件用人腐败案件;山西省委组织部查核违规用人案件234件,给予党政纪处分109人,给予组织处理317人,并对42名领导干部的“带病提拔”问题进行倒查和严肃问责。
“织密”选人用人制度笼子
用制度明确用人权力的边界,完善细化制度规定,厘定“用人权力和责任清单”
动议,是干部任用的起始、源头,也是最容易产生猫腻、夹带私货的环节。山西在干部选任的动议、酝酿环节做足功课:组织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启动干部选任工作意见及初步建议,与“五人小组”成员沟通酝酿,再与其他领导沟通,形成工作方案;考察对象的确定和讨论决定两个关键点,都需依此程序先经“五人小组”会议酝酿,“五人小组”会议未通过的人选,不得提交省委组织部部务会和省委常委会研究,也不得临时动议其他人选。
有专家指出,这样就从源头上避免了“一把手”把党委的选人用人权当作个人的私权,把集体决策变为个人专断。
山西出台相关规定:没有“五人小组”的部门领导班子和高校党委都要建立干部酝酿平台,部门领导班子或党组成员少于7人的,以领导班子和党组为干部酝酿平台,超过7人须成立“人事酝酿小组”,并对其组成人员作了规范。明确提出,会议推荐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推荐人事先指定具体推荐人选,谈话推荐不得引导推荐人具体推荐某人,切实保障推荐人表达真实意愿的权利。
与动议程序同步启动的,是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对考察人选的“六查”:查档案、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民意、查业绩、查线索、查案件,并形成书面材料,报到“五人小组”。考察环节,注重考察对象的优点特点,更注重污点疑点,把住政治关、德才关、作风关、廉洁关;强化“体检式”考察,采取明察暗访、调研考察、随机走访、家访等方式,近距离“全景式”了解考察对象。干部考察进行媒体预告,任职公示时间由原来的5个工作日延长到10个工作日;对省委常委会讨论确定的提拔人选,一律在省级媒体公示,省委组织部和省纪委对公示期间举报反映的所有问题逐一核查。
从动议、推荐、考察到讨论、任用、公示等关键环节,山西用制度明确选人用人权力的边界,规范、简化、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权;查找工作漏洞和制度缺失,完善细化制度规定,厘定“用人权力和责任清单”,斩断利益链条,遏制权力寻租。
尽最大努力防止“带病提拔”
严格履行程序层层把关,过“六关”方能被提拔
“今年3月吕梁选拔的4名县委书记,就是严格履行程序,从151名符合条件的干部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山西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说。
这4名县委书记经历了“六道关口”:第一道是市委组织部对符合条件的人选进行初审;第二道是市纪委对反映的问题线索进行核实;第三道是有关部门对入围人选及其配偶子女的房产、经商办企业等情况进行核查;第四道是省纪委对市委差额推荐产生的人选进行廉政审核;第五道是差额考察,省委组织部部务会从中提名5人;第六道是省委常委会差额票决产生4人,面向全省公示,并对公示反映的问题逐一核实。
“虽然是岗位平调,也经历了最为严格的核查。”从省供销社副主任调任省交通厅任副厅长、总会计师的袁清茂,是今年调任吏治腐败重灾区——交通厅的省管干部之一,整个选任过程从工作简历、个人有关事项到家人、邻居都经过了深度考察,还有政治素质、工作能力的考核,关关从严、从实。
在考察某省管金融企业正职人选过程中,经审核档案发现其出生时间、学历等存疑被中止;在审核某省属参公事业单位常务副职拟任人选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时,发现在房产方面存在瞒报被中止。一年来,共有29名省管干部拟任人选在选任过程中被中止程序。
“坚持没经过‘六查’的干部不动议,动议后无论哪个阶段、环节,只要发现问题,坚决放下。”一位市委组织部长说。
吏治严则政风清
从严治吏促进干部担当作为,赢得群众信任支持
“刷新吏治、从严治吏促进了干部担当作为,赢得了群众信任支持。太原‘城中村’改造,从过去11年3个村到今年半年37个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太原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介绍说。
“财政收入下挫,民生支出压力大,农民脱贫任务重。困难不少,但只要努力办法总是有的。”刷新吏治第一批选任的干部,吕梁市委常委、孝义市委书记马文革和班子成员正从各方筹措资金,启动重大民生工程,并初见成效。
上任8个多月的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杨吉平,每天在手机上列出要做的工作以及改进工作的思考、计划。“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工作,作风、机制上的积弊清理了不少。”
“冬闲,干部可不能闲着。一是抓拆迁,有些工程得在这个季节拆除;二是抓审批、抓前期工作,为明年春天的工作打好基础。”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说。上任仅3个月,谈到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从政治生态到干部选任,从产业结构调整再到改善民生,张吉福如数家珍;谈解决方案,从主体责任到产业布局,从资金引入到资本整合上市,融入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对症下药。
左云县委书记胡勇到任4个多月,风尘仆仆下基层,重手抓安全生产、社会问题,跑项目审批、产业布局,干劲十足。
“一年多来,山西在从严治吏上做了一些探索,取得一些成效,但山西净化政治生态还任重而道远,从严治吏尚需久久为功。”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