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红利”滋养绿色经济——广西生态经济发展思考录之五

　　走在华电南宁江南分布式能源项目厂区，洁净的路面、优美的绿化、轻微的噪声，令人印象深刻。

　　这家备受瞩目的绿色环保、节能高效企业总投资约12.8亿元，是自治区和南宁市政府重大项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分布式能源站。项目以天然气为燃料，在发电的同时，可供应蒸汽、热水、冷水产品，能满足整个园区的冷、热、电能源需求，很符合我国当前能源发展战略。

　　该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可达80%，年节约标准煤8.6万吨，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几乎为零，二氧化碳排放可减少70%。然而，新生事物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天然气价格是煤炭价格的几倍，公司盈利不易。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优点颇多，但是就目前的气价和电价来讲，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公司正在申报全国首批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希望政府能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公司负责人的话，也道出了许多清洁能源企业的心声——发展生态经济，亟需改革，依靠改革释放政策“红利”，通过政策“红利”滋养生态经济。

　　税收优惠引企入桂

　　“税收优惠应排第一。”谈及广西发展生态经济政策，武鸣县安宁淀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族安说。

　　有“中国重钙之都”美誉的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正倾力打造广西碳酸钙千亿元产业示范基地。2014年，“中国著名石材之乡”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的10多家岗石企业纷纷辗转到平桂投资建厂，广西恒泰石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

　　“到贺州投资，看中的是原材料，如果留在家乡，就会被淘汰掉。”公司年轻的副总蔡华山道出了企业发展的困境。

　　走南闯北，让蔡华山对各地石材行业了如指掌。在他看来，与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广东省云浮市、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等地相比，贺州石材行业的税收略高。

　　“福建石材行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税收逐年增加，去年达到高峰期，今年又开始下调，希望广西能借鉴三地的政策，制定一个适中的税收政策。”小蔡说出了心里话。

　　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政策和自治区2011年出台的《关于支持微型企业发展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告》，南宁三峰能源有限公司在所得税和增值税方面享受了一些优惠。如：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垃圾处理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退还比例70%；垃圾发电销售增值税即征即退，退还比例100%。

　　贺州市永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编织袋的企业。今年6月，贺州市举办了首届中国石材·碳酸钙工业展览会。在展会上，企业收获了不少订单。该企业生产主任刘裕全说：“虽然企业没有享受税收优惠，但政府为我们搭建了平台，希望今后能多举办这样的展会。”

　　据悉，落户广西的生态企业将享受北部湾开放开发、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国家和自治区层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好政策激活“一池春水”

　　一项好政策，能激活“一池春水”。

　　浙江省绍兴市有“轻纺之都”之称，其印染业占全国近1/3产能，每10米布中，有2-3米在绍兴印染，仅柯桥区就有200多家印染企业。

　　2010年，绍兴全力推进印染产业转型升级和集聚区建设，柯桥滨海工业区正着力打造成“全国绿色印染基地”。柯桥区积极推进印染企业集聚，对集聚投产企业，在符合先进工艺技术、节能环保设备要求前提下，按当年度新增生产性设备和生产性配套软件系统投放资额，一次性贴息15%；对印染集聚企业，自土地摘牌之日起，5年内排污费按1元/吨给予优惠（直接在排污费中核减），由区财政给予补助。

　　无独有偶，这种范例广西也不鲜见。去年6月，富川瑶族自治县被列入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旅游，该县对企业发展科技大棚生产的，给予3年的贷款利息补贴；对发展民宿旅游床位达到30个以上的星级标准的村、户，给予每年每个床位1000-4000元的补贴；对每个餐饮型农家乐，每户达6桌、接待能力超60人的星级标准农家乐，给予1万-3万元的扶持补助发展资金。

　　回头再看浙江，一个个美丽村庄在江南尽情绽放，这与财政投入息息相关。2014年，浙江省投入“美丽乡村”建设资金达208亿元。

　　湖南动作也很大。

　　2014年4月，湖南长沙高新区环保产业园经环保部批准，成为全国第一家环境服务业园区试点单位。

　　“长沙高新区相较于其他国家级高新区，优势在哪？”“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如何为企业服务？”今年5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唐仁健来到长沙高新区，调研环保产业示范园的建设情况。

　　当得知长沙市从2012-2016年，连续5年每年安排1亿元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发展，并在招商引资等方面给予扶持时，他深有感触地说：长沙高新区环保产业园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有良好的政策优势。湖南有的政策，我们也要有，让合理的好政策将生态经济之水搅动、激活。

　　从考核方式转变开始

　　告别GDP崇拜，从考核方式转变开始。这是导向，也是共识。

　　先看广西。6年前，来宾市对下辖6个县（市、区）中生态保护任务较重的金秀、忻城、合山3个县市实行差别考核，即不考核GDP、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等传统指标，而将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城镇化建设列入考核目录，效果十分明显。

　　次看浙江。2014年，浙江省衢州市对钱江源头的开化县取消GDP和工业经济考核，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同时将污染物排放总量、出境水水质、森林质量与财政转移支付挂钩。紧随开化之后，拥有千岛湖一湖碧水的淳安县，也被纳入不再考核GDP行列，取而代之的是以生态为先、民生为重的单列考核。

　　再看四川。2014年，四川省出台《县域经济发展考核办法（试行）》，将全省183个县（市、区）划分为市辖区、重点开发县区、农产品主产区县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等4大类，选取16个指标进行年度考核，并根据不同类型的县（市、区）赋予不同的指标考核权重，改变以往“一刀切”的考核办法。

　　对此，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把全区111个县（市、区）分为城市核心区、生态经济区、生态保护区3类，在设置共同指标的基础上，增设不同的指标及权重分值，实行差异化分类考核。通过这样差异化的考核，导引经济发展朝着生态化的正确轨道健康前行。

　　环保市场潜力巨大

　　合理补偿，是滋养生态经济的重要“肥料”。

　　2014年，浙江省级公益林补偿标准提高到每亩25元，到年底，全省4000万亩重点公益林年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达10亿元，惠及全省1600多万人。2015年，补偿标准继续提高到每亩30元。

　　今年，福建省政府出台《福建省重点流域生态补偿办法》，提出对跨设区市的3个重点流域实行生态补偿办法，在资金筹措和分配上向流域上游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江西赣南的寻乌、安远、定南3县，是东江源头，3县百姓通过封山、关矿、退果等举措，不遗余力守护滋润着下游粤港两地约4000万人口的一江清水，却因此牺牲了诸多发展机遇。为了不让3县百姓因生态保护而陷入“政策性”返贫，2014年，《江西东江源生态保护补偿规划》出台，这是江西省首部生态保护补偿规划。

　　广西也积极建立制度探索自治区级生态补偿方式，如：上下游城市以河流跨界断面水质达标为主要标准，下游城市按年度给予上游城市一定生态补偿；碳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加快建立自治区级碳交易平台，碳排放多的市、企业向碳排放少的市、企业购买碳排放配额；开展节能量、排污量交易试点研究，允许地方和企业通过购买节能量、排污量的方式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在中央财政对公益林补贴的基础上，自治区本级财政适当予以配套补贴并逐年提高。

　　在广西绿色产业投资洽谈会上，环保部总工程师万本太表示，“十三五”期间，环保市场潜力巨大，总投资有望达到17万亿元。而“十三五”期间，广西将规划重点推进1837项重大生态经济和建设项目，总投资2.35万亿元，项目的进一步实施必将释放出巨大的生态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