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用人问题成政府自身建设最大瓶颈
在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及工作人员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是充满期待和充分肯定的,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不过,也有相当多的被调查者表现出一定的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于部门利益带来的改革阻力。
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中最大的问题,还是选人用人问题。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系统式腐败,说到底就是选人用人这个关键性方面出了问题。要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制定的干部能上能下制度,以此为契机,大刀阔斧地改革选人用人制度
□ 本报记者 陈磊
“简政放权后,如何防止监管缺位是一个新问题。你认为,目前是否出现了监管缺位或者混乱的问题?”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超过90%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简政放权不彻底或者政府依然管得过多,市场、社会活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这是今年5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行政改革蓝皮书)中的一项结论。该报告由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课题组编写。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行政改革蓝皮书副主编汪玉凯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说明,社会目前真正关注的还是如何进一步简政放权的问题,而不是放权后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权力真空问题。
多数被调查者高度评价改革
目前,国务院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超过700项,提前两年多完成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
就2015年来说,我国继续推进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党政机关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有什么看法呢?
为此,从2015年4月开始,“行政改革蓝皮书”课题组历经3个多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04份。
问卷对象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23人;福建省厦门市局级领导干部38人;内蒙古自治区处级领导干部54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处级领导干部48人;山西省忻州市科级干部80人;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基层干部46人;北京市朝阳区科级及基层干部103人;全国省级工商银行管理人员40人以及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公司系统经理人员72人。
在问卷对象中,有局级领导干部6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2.1%;处级领导干部102人,占比20.2%;科级干部183人,占比36.3%;科级以下112人,占比22.2%;其他人员46人。
另外,从年龄和学历看,参与问卷调查者年纪轻、学历高的特征明显。
在收回的504份有效问卷中,年龄在30岁至49岁的中年人群共324人,占64.3%;30岁以下的有16人,占0.32%。从受教育程度看,拥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共406人,占80.5%。
参与问卷调查者对2015年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是一种怎样的总体看法?
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改革力度较大,社会反响较好”,共147人;排在第三位的“改革力度很大,社会反响非常好”,共115人。两项合计达到26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1.9%。
排在第二位的是“改革力度大,但来自政府的阻力不可低估”,共131人。排在第四位的是“上面着急,下面不急,中梗阻现象突出”,共102人。
汪玉凯认为,这一调查结果说明:一是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及工作人员,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是充满期待和充分肯定的,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也有相当多的被调查者表现出一定的担忧,“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此外,这种带有矛盾的心理和判断说明,很多人在选择和判断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汪玉凯说。
改革最大阻力来自部门利益
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被调查者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为了寻找答案,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问题:你认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政府部门利益的阻力”,共有353人如此选择,占比为70%。
“有改革决心,但缺乏有力的举措”和“政府公务人员自身利益的阻力”,分别排在第二位、第三位。
课题组认为,调查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应验了前面的分析,即很多人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到这一改革的阻力。
“如果改革的措施不力,或者一些好的改革举措在实践中无法得到落实,即使高层的改革决心很大,也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改革结果。”汪玉凯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政府自身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课题组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有关政府公信力的调查选项:你认为,目前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如何?
有191人选择了“70分至84分之间”,即“认为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有一定公信力的”,占比为37.8%,排在第一位。选择“60分至69分”(认为公信力尚可维持)的被调查者有147人,占29.1%,排名第二。选择“50分至59分”的被调查者有100人。
选择“85分至100分”和“50分以下”的人数比较接近,前者有35人,后者有31人。
课题组认为,这个调查结果让人喜忧参半,也很令人深思。
喜的是,共有74%的被调查者(选择60分以上的人)认为政府还是有公信力的,“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反腐败、转作风,对政府公信力的认知度有明显上升”。
忧的是,政府目前的公信力得分较低,选择69分以下的被调查者共有278人,占55.1%。“说明从整体上看,对政府公信力评价是比较低的,心态也较为复杂”。
汪玉凯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国面临的信任风险。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网民已经接近7亿,在无处不在的网络大环境下,不断改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无疑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根本途径。
最关心如何进一步简政放权
在政府自身改革中,围绕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那么,对这一重要问题,被调查者的看法如何呢?
课题组设计了一个问题:“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本轮政府改革的突出特点,深受各界关注,你认为国务院各部委掌握的实质性权力真的能下放来吗?”
排在第一位的回答是,“能,但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要有铁腕的举措”,共有272人,占53.9%。
排在第二位的是“不一定,政府部门自身的隐形抵触能力是很强的”,共120人,占23.8%。如果再加上“很难,过去多次改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41人,和“基本不抱什么希望”的18人,总共高达179人,占35.5%。
此外,简政放权后如何做到放管结合,不出现公共治理中的权力真空,是目前各级政府遇到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在回答“简政放权后,如何防止监管缺位是一个新问题。你认为,目前是否出现了监管缺位或者混乱的问题”时,被调查者显然达成了共识。
共有456人选择“政府该放的并不彻底,该监管的反倒缺位,政府行为失范仍然是最大的问题”和“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简政放权后的混乱问题,而是政府依然管得过多问题,市场、社会的活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占比超过90%。
汪玉凯认为,这说明,不管是市场还是社会,目前真正关注的还是如何进一步简政放权,而不是放权后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管理混乱或权力真空。
多数人对反腐败抱极大信心
中纪委通报,2015年,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90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覆盖了31个省区市。
因此,反腐倡廉也就成为2015年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组成部分,课题组设计的问题之一是,腐败是世界性问题,你认为我国政府在公权力行使中的腐败问题大体处在什么状态?
排在前三位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严重”“比较严重,已经泛化”“非常严重,触目惊心,民众已经忍无可忍”,分别有232人(46%)、156人(31%)、92人(18%)。
“对于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是体制内的党政官员、企事业单位领导者来说,这一调查结果着实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这也再一次证明,中央展开的严厉反腐是多么重要。”汪玉凯说。
对于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趋势,被调查者同样给出了明确的看法。
在回答“你对未来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有信心吗”问题时,“有信心,但难度不可以低估”“反腐败到了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取得压倒性胜利,会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有信心,十八大后反腐取得巨大成就”,分属前三位。
选择“有信心”的两项加起来,共有344人,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69%;仅有6人选择“基本不抱希望”。
课题组认为,这个调查结果说明,多数被调查者不仅高度评价党的十八大后的反腐败斗争,而且对未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抱有极大的信心。
汪玉凯表示,当然,在对反腐败斗争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反腐败斗争的难度和风险。
汪玉凯建议,对于反腐倡廉,要围绕政商关系以及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制定系统配套的政策,并使之逐步上升为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制度笼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看到,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中最大的问题,还是选人用人问题。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系统式腐败,说到底就是选人用人这个关键性方面出了问题,因此才有这么多带病提拔的现象。”汪玉凯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要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制定的干部能上能下制度,以此为契机,大刀阔斧地改革选人用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