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清算

　　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４日电（记者　李云路　许晓青　蔡敏）上海罗泾镇靠近黄浦江的一个货运仓储基地，有一块小小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着。碑身上书“侵华日军小沙滩登陆处”。

　　７８年前，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后，又在这里制造了上海“八一三事变”。

　　小沙滩、薛敬堂、黄窑湾……侵华日军总指挥、后来南京大屠杀的策动者松井石根的军队，在首批登陆点的小村庄就着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屠杀。

　　“东洋人一下子就来了，来了就杀、烧、抢，我算捡回一条命。”肖泾村幸存者７８岁的沈国宝告诉记者，当时只有两个月大的他被舅舅用篮子挑了出去。

　　震耳的炮声、冲天的火光、把夜空点亮的燃烧弹、四散逃命的村民……这些成为幸存者们共同的记忆。懂事后的沈国宝听舅舅说，肖泾村全村连上他只剩１０多口，整个罗泾镇在不到１００天内死了２２４０人，几乎被灭顶。

　　日军的兽行，表明其声称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解放亚洲人民”，完全是谎言。

　　上海，这个当时已闻名世界的东方大港，除了法租界、公租界外，均遭猛烈轰炸，周边的村子被洗劫。

　　而三个多月后，在距离上海百公里外的南京，则上演了一场更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的遭遇，被永远镌刻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南京大屠杀开始于１２月１３日，暴行持续了６个多星期，３０万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惨遭杀戮，２万多起妇女强奸事件，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建筑被毁……平均每１２秒就有一个生命消逝。

　　那也仅仅是开始。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０年，日军制造的百人以上的大屠杀就达５００多起。在晋北，日军在３０天中连续血洗天镇、阳高、左云、灵丘等县城，屠杀百姓１．６万余人。

　　除了屠村、屠城，空袭更是日本侵略者最惯用的对待其攻击目标的“绝杀技”。上海轰炸、武汉轰炸、重庆轰炸、延安轰炸、广州轰炸、昆明轰炸、保山轰炸……躲警报成为中国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轰炸摧毁了南京８０％、上海５２％、广州珠三角３０％的基础设施。”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描述，中国几乎所有的铁路交通和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的公路和工厂被摧毁，１亿多难民四处逃亡，工作和生活秩序完全被破坏。

　　８年，２９００多天。对于４亿多中国普通民众而言，每一个被历史铭记或遗忘的人事、时空，都是一个个饱受战火侵蚀的具体日夜。

　　“警报声一来，老师学生都往学校的空地和操场上跑，抱着头，看敌机一架架飞过。”亲历过昆明轰炸的９６岁的抗战老兵、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夏世铎说，那时的他正在西南联大上课。

　　如今７０年过去了，“眼看一条腿被炸飞到树枝上”的惨状依然是独居上海的夏老挥不去的梦魇。

　　正因痛恨日本侵略者对无辜百姓的狂轰滥炸，夏世铎决心“弃学从军”，考上了空军官校。西南联大期间，共有８３４位联大学生放下书笔，拿起武器，走向战场。

　　“日军对内地的空袭和针对平民的暴行反而促使人民的抗战决心变得更加坚定。”美国国务院编撰的《美国外交关系》一书说，“抗战精神正慢慢在人民中传播开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人民希望以妥协换取和平。”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早在１９３６年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就认为中国必胜，但将是一场“持久战”。他判断了这场战争中日双方存在的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

　　在后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著名军事论述《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这样阐述中国抗战的正义性——“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正是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不仅让旅居海外的８００多万华侨支援抗战，更有粤籍华侨和台湾同胞９万多人与全国军民一起，以各种形式投入抗战中。

　　在由苏联空军、美国飞虎队，以及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组成、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国际部队”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日本八路”。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７日，以杉本一夫等日军战俘为核心，成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先后有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战俘加入到中国抗战的阵营，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今日之争为甲午以来四五十年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淞沪会战打响时，著名抗战将领张治中向全国发出抗战通电。

　　８年后，这个正义的预言变为现实。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参与采写记者：李怀岩　姜辰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