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艺呼唤法律保护

近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坚守民间文艺”“守护精神家园”，向全国民间文艺家提出了“弘扬民间文艺、延续中华文脉”的使命。这几年，笔者在田野考察中，接触到阿昌族的民间史诗，通过这个依然“活着”的史诗，为民间文艺的法律保护提供一些借鉴。

阿昌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总数不足4万人。以神话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为代表的口传文学不仅是阿昌族历史的记忆，也是他们原始观念形态和思维形式的反映，是世人了解这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这一史诗于2006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施行以后，国家进一步宣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但调查结果显示：与史诗中人物相关联的民族历史及农耕文化的早期记忆，已经在族群中模糊;听过阿昌族民间故事以及并能够叙述者急剧减少，而阿昌族民歌的实用功能也大大减弱，面临消亡的危险。

阿昌族史诗的现状，某种程度上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不能在当今信息化、市场化环境中为这部史诗找到“活下去”的出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无人传唱、只能从书本上看的“死去的”文字。我国著作权法从1990年颁布起便明文规定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2014年9月2日，国家版权局发布《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但至今尚未出台。如果除了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公权宣示，还有著作权法赋予民间传承人的私权保护，类似阿昌族史诗的民间文艺，将能够得到适当的尊重，找到适合的市场，并且从市场对史诗的利用中获得合适的回报，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著作权法律体系，应该为民间文艺的法律保护留下一席之地。然而，囿于传统著作权法的规则，民间文艺存在的作者不明、表现形式不具体、难以规定保护期等特点，使中国民间文艺著作权立法迟迟难以推进。既然著作权制度的目标是鼓励创造，国家保护民间文艺的政策目标也与此相同，那么我们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既遵守规则，又不囿于规则限制，大胆实践，才能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真正保护好民间文艺。

破解民间文艺著作权立法难题，首先需要确认民间文艺传承人身份或资格，由政府通过专项普查等方式，对有关传承人予以确认。其次，应赋予传承人以著作权法上的权利，尤其是对民间文艺传承人的尊重，应当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当然，在有市场回报的情况下，也应让传承人获得他们应得的经济利益。最后，关于民间文艺的保护期。上述国家版权局的征求意见稿提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版权的保护期不受时间限制。但民间文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不断变动的，因此，为了既长久保护又现实可行，可规定民间文艺的保护期为50年，50年后可以续展，通过“有期限、可续展”的制度设计，把保护落到实处。

总而言之，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立法，实质上是调整艺术创造的“源”与“流”，有利于我国艺术创造的软实力，确保艺术创造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应是版权立法的要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