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电影应禁得起时间与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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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2月13日电（记者杨静）2015年贺岁档有一部电影叫《唐人街探案》，电影上映之前并未太引起人们太多注意，但是在电影上映之后，随着票房与口碑的双双走高，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和承认了导演陈思诚的才华。

时隔两年多，《唐人街探案》系列第二部挟势归来，观众的期待不言而喻，陈思诚对此当然非常清楚，他告诉我们，他希望这一次，普通观众能从这部电影中得到娱乐的享受，资深影迷能从电影中得到文艺的滋养。

据悉，《唐人街探案2》讲述了唐仁（王宝强饰演）为巨额奖金欺骗秦风（刘昊然饰演）到纽约参加世界名侦探大赛。唐人街第一神探组合再次披挂，抽丝剥茧，冒着生命危险闹翻纽约。电影故事背景从上一部的曼谷转战到这一部的纽约，意味着制作成本的上升，也意味着故事无论从外观到内核都要持续升级，陈思诚告诉记者，从这一部开始，电影尝试树立属于自己的世界观。

在采访中，与陈思诚聊到电影的价值，他别出心裁地说道，他希望做出一种“桃子”电影。所谓“桃子”电影，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坚硬的核，但外面又是不晦涩的、顺口的。直白来说，陈思诚希望他的电影不仅值得观看，而且值得思考。

毫无疑问，陈思诚是一位对自己要求颇高的导演，但他对自己的高要求是否能够转换成电影的高质量，最终还需要观众的检验。

“唐人街探案”系列打造属于中国名侦探IP

新华网：我们知道《唐探》系列想要打造属于中国名侦探形象，那么“中国名侦探”具体定位如何？

陈思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侦探形象有很多：福尔摩斯、柯南、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保罗等，但提起中国的名侦探，大家想到的还是包青天、狄仁杰等古代人物，我们应该有更具代表性的现代侦探形象。

在我的《唐探》系列设计中，宝强和昊然塑造的两个侦探形象，代表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一种是通行的逻辑思维，也是秦风代表的推理思维。唐仁代表叫“意的思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精深和有价值的思维模式。我在这个戏里推崇的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新华网：《唐人街探案》第一部发生在曼谷，第二部在纽约，第三部据说会在东京，地点的选择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陈思诚：首先这是个与唐人街有关的创意。第一部我不想把唐人街放得太远，所以就是泰国，我喜欢泰国，而且泰国操作比较便宜，可以在相对比较低廉的成本里做一个投石问路似的试验。

第二部对IP的建立至关重要，所以选择最有名的美国纽约唐人街，它是世界上第一条唐人街。

第三部我觉得要回到亚洲来，回到本格推理，日本有太多侦探推理类的小说、漫画、影视，所以选择东京。

新华网：您之前有谈到《唐探》系列的世界观问题，那么具体来说，《唐探》系列电影的世界观应该如何描述？

陈思诚：从《唐探》第二部开始，我在电影故事里建立了一个世界名侦探排行榜，它是一款游戏APP，普通人答对99道即兴的推理问题可以进入。在现实中，我们会联动一款真实的推理排行榜游戏。同时我们也在开发《唐人街探案》的网剧，主人公会是电影中游戏排行榜上的其他侦探。我们希望从网剧里再多推出几个侦探形象，那个时候如果观众对哪个侦探形象特别热衷，我们会去开发《唐探》的番外篇。

新华网：请问在《唐探》系列创作的过程中，是否遵循了某种类型片的规律？

陈思诚：我觉得现在单一类型影片会让观众发腻，所以应该推出一些复合类型的电影。但《唐探》这个系列，无论是哪种类型，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就是它会是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的一种融合和交汇。纽约唐人街跟泰国唐人街不一样，泰国唐人街跟日本唐人街也不一样，这事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的影片也要把握这种味道。

志同道合才能齐心协力

新华网：您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创作者的角色，还是领导者的角色？

陈思诚：我觉得两者都得是。现在越来越要求你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才。如果单一的创作，可能受制于各方面问题，让创作没办法最好施展，所以要被迫让自己更强大，有更多的话语权。只有这样，你就算输也才输得心服口服，不会留有遗憾。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拼尽全力。

新华网：您在拍摄现场典型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陈思诚：其实人很难看清楚自己。不过有时候在纪录片里边看自己，感觉很投入，很疯狂，也很专注。我没拿它当工作，我认为拍戏对我来讲，像一个游戏，它可以拓宽我人生的精彩度。我拍不同的戏，去不同的地方，拍不同的题材，都是拓宽我对世界认识的特别好的渠道。

新华网：如果从领导者的层面来讲，您会怎么描述自己？

陈思诚：所谓领导就是你发现更多的和你类似的，或者和你有共鸣的人，大家确定一个相近或一致的目标，一起不辞辛劳披荆斩棘。

我觉得“同志”这两个字，特别具备深意，志同道合才能齐心协力，才能共同为了一个目标去奋斗。最后我们会发现，利益不能永远捆绑人，大家能走到一起，需要共同的目标。

想做“桃子”电影 既有硬核又不涩口

新华网：您谈到电影的空间价值和时间价值，您认为电影的价值应该如何体现，您更希望自己的电影体现出哪方面的价值？

陈思诚：我们身处不同时代，难免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譬如90年代初期，我当时十岁出头，那个时代作品的气质，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捕捉不到。我们现在的自媒体极度膨胀，都是微短的信息，所以我们是一个追求量的时代。电影的成功与否，大家追求的是以数字形式呈现的票房，也就我说的空间价值。但我也一直说，好的电影是要能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的。因为电影是一个记录光影时空的艺术，所以应该从两方面的价值去考量。

从我自己来说，我尽量地实现两方面的价值。我希望普通的观众能在电影里看到娱乐性，愿意去探究电影思想的观众，能够在我的电影里得到文艺的滋养。

我认为好的电影，或者大家所谓的文艺片，是“核桃”电影，它是晦涩的，但打开以后里面的东西是有营养的；有一部分电影是“番茄”电影，从里面软到外面。我想做“桃子”电影，里面有一个坚硬的核，但外面又是不晦涩的、顺口的。现在大家生活压力特别大，没有必要用电影讲特别深刻的道理，但是你能输出一些善意的价值观，这事是于己于人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