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戒网瘾当事人：说句“我累了”都会被电击
2016年8月,一篇超过十万阅读量的文章《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在朋友圈传播,将数年前曾以“电击疗法”戒网瘾受到舆论关注的杨永信再次拉回公众视线。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一些当年接受过“电击疗法”的年轻人,他们讲述了当年和此后数年的经历。
这是一场没有计划的私奔。一个小包,从家里偷出来的4000元钱,是张旭同所有的财产。
他不敢带手机,他怕亲戚找过来,再一次把他送进网戒中心的“13号室”。
在路边摊吃饭的时候他要找有遮挡的,公共场所要找门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尔见到山东车牌的车子特别是临沂的,哪怕绕两条街都要躲着走。
出发前,张旭同在夜市买了一把20厘米左右长的刀具,别在腰里。他决定万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结了自己。
可这把刀直到最后也没派上用场,哪怕只是削个水果。
一
从2006年至今,超过6000人在“四院”接受过治疗。
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的使用。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
但7年过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网戒中心的“病人”。
对很多人来说,“四院”是一个忌讳的名词。他们更愿意用“那儿”来替代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张旭同第一次进“四院”是2007年,当时那里还没那么大争议。他在通宵打游戏时,能看到网上有人喊“小心你被电”之类的。不久以后,他真的被电了。
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把他从在网吧带了出来。16岁的张旭同很平静,一脸“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我还会跑出来”的表情。
他很听话地跟着走,到了“四院”下车一看,心中想着“就这样?不过如此”。
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的房间门牌为13室。在这间屋子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对他说:“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说罢,8个盟友用力按着他的身体,给他嘴里塞进了牙套。
一阵“滴滴滴滴”声之后,有人拿着两个白色小棒,从他的眉心往两边太阳穴上滑。瞬间,张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类似于闪电,贯穿脑袋左右,犹如两个小锤用力敲击着太阳穴。
他想挣扎却动不了,只能张口大骂。可“他妈的”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轮“闪电”又一次来袭。第三次,第四次……
一个声音问道:“还骂吗?”
“不骂了。”
“不知道。”
张旭同眼前的闪电又开始交织。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知道,我好好说。”
“好。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开手,张旭同下床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后来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
他至今无法用语言说清那种感觉,“那种对人心理的把控,让人确实感受到你是真的错了,电击会让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说《1984》,你想什么,老大哥都知道。”
出门见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种饿了想吃奶,想找妈妈”。
母亲也抱着他哭,那种“喜极而泣,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感觉。
相比于张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几个月到的江一帆显得平静得多。辍学打了两年游戏,厌倦每天“杀杀杀”后,江一帆主动向父亲提出要治疗“网瘾”。于是,父亲把他带到了“四院”。
入院时接待他的正是张旭同,在江一帆印象里这个高高瘦瘦、表情严肃的班委是个狠角色,“给人一种压迫感,睚眦必报”。
二
江一帆回忆,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给举报了。
入院电击后,体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头晕眼花,只能在病房里休息。母亲觉得闷就去外头转了转。谁知道独自在病房里的江一帆因此违反了“不能独处一个小时”的规定,又一次接受了电击治疗。
电击治疗在这里被称为“点现钱”。直接被“点现钱”的行为共有86条,比如 “忽悠家长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药”“上厕所锁门”等,抽象的如“严重心态问题”“执行力不足”“挑战杨叔模式”“在点评课上带有不接受情绪”等。
“每一次电击,需要交治疗费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疗,江一帆就交了2000多元。
平时,孩子们互称为盟友。盟友中选出班委,负责管理盟友;每个孩子都有家长陪同,再从中选出一些家长作为家长委员会,监督家长和盟友。
举报他人在这里是被鼓励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会报告他人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以画圈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盟友每满5个圈就需要被电击一次。
最开始的日子,江一帆重复着死板的生活:上午上点评课进行思想教育;下午军训;晚上写日记,记录一天感想。
他以为只要“少说”,就能安然度过这几个月的治疗,不过后来他发现这个想法太“幼稚”。
有一次,学习委员问江一帆,为什么日记里把自己写得那么“积极”,而点评课举手发言却不积极呢?江一帆说:“没有不积极,只是我偏内向。”
结果这件事情成为点评课上讨论的焦点,主题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课后江一帆被送去了“13号室”,接受电击。
有时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为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就被认定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电击。
江一帆发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亲生父母”。
在“四院”,吃完药后,江一帆起初只是觉得非常平静,后来察觉到自己反应迟缓,做事总比别人慢半拍。
他的“冷淡”引来了母亲的不满,认为他在对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辩驳了几句之后,母亲举报了他。被认定为“过于情绪化”后,他又接受了电击治疗。
被电次数多了,江一帆甚至能总结出不同的电流穿过大脑时的感觉。
“当电流为10毫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视雪花点,当电流是20毫安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条黑白线。当电流是30毫安的时候,是一条更粗的黑白线。”
他还总结出“自保”的三条铁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讨好“掌握生杀大权”的班委和家长。
一次军训,一个盟友只因说了一句“我累了”,结果第二天就被班委举报,接受电击治疗。理由是“思想负面,不接受改造”。此后,这位盟友语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换成了“不勤快”。
他还曾目睹过身为班委的张旭同,对一些看着不顺眼的盟友,立马施以50个俯卧撑的惩罚。
三
如今,张旭同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上班。
谈起当年当班委的日子,张旭同一下子来了兴致,“有种特权阶级的感觉”。
班委张旭同手中的权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顺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将对方送进“13号室”。
不仅如此,班委还享有更多自由,“就像县级干部一样,很多事情刷脸就可以。班委找个理由就能走出紧闭的大门。”张旭同说。
他批改盟友日记时,会仔细检查文字里有没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头,如果日记中出现“被管教”3个字,他会以“不服从改造”为由送对方接受电击。
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
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
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
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
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
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
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
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
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
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
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
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
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
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
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
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
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
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20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
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
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五
想要逃脱恐惧的不只有江一帆。
从四院出来后不久,张旭同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听话”的时间。
除了好好学习外,他下课后想去操场转一会儿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气;明明不高兴,见到父母却还要装做“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样子。
更痛苦的是忍受爱情的煎熬——想见女友。但恐惧时刻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
爱情再一次战胜了恐惧,却引发了新一轮恐惧。他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每个角落都有眼睛注视着他,“见女友的事情迟早会被‘四院’发现”。
张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个同字,平时大家都喊她“大同”。两人决定去山西大同。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火车后,来到一个连气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
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安顿了下来,对未来满心期待。
但恐惧依旧如影随形,他怕“别动队”和亲戚会找过来,再一次被送进去。
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张旭同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把他推荐到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
他和几个皮肤黝黑、身体精瘦的人坐着五菱小面包车前往离大同100多公里的一个矿场。
一路上,张旭同还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可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
后来,他应聘过耐克店的店员,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人告状后,“硬气”地辞职。他也重操过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和装备赚钱,可依旧入不敷出。
他说,在那半年多里,没有一点漂着的感觉,“至今觉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着的”。
可当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时,他最终还是选择向父母求助。
回来后,张旭同没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换不同的地方睡觉,睡觉前在门口放一个空酒瓶,有人开门瓶子就会倒地。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
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
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
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当时正是国内煤炭需求正旺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说,他的父亲当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卧床在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江一帆帮家里装修时总是偷懒,愤怒的父亲爆发了。
在几个亲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据惯例,送回来的“再偏”的盟友要无条件地接受从严从重的治疗——每天进行一次更大强度电击治疗。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读的大学生、硕士生,甚至还有年近40岁的中年人。江一帆这才发现,自由是这么的脆弱,只在家长一念之间的改变,到手的自由立马就会摔得粉碎。
好在10多天后,父亲又派人把他接了出来,并向他道了歉,承认当时自己的精神确实不太好。
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学会了更高明的伪装。
上大学后,他和父母沟通的原则是“报喜不报忧”。大一时,他毫不犹豫就签下了一家在国内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业,当时正是煤炭企业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远离父母,远离山东。
除了过年,他几乎不回家,寒暑假骗家里说在外头打工,实际上就在寝室里打游戏。每月他靠游戏能赚4000元左右,以此支撑了他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实施他的逃离计划时,张旭同却筹划着如何结束这一切。
第二次从“四院”出来后,张旭同就再没回家,在老家的众多网吧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他说,他陷入到无休止的噩梦当中,梦里基本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室”被电击,以及亲戚在后面追赶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觉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样疲惫。
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关于网戒中心的专题片《战网瘾》。当张旭同看见画面上杨永信的侧脸时,他的大脑突然一下放空了。
等他缓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把电视机砸了,每一个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说他事后赔了酒店3200元钱。
他开始寻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买安眠药失败后,他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药店直接买到。
张旭同将5瓶降压药,200多粒,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们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进‘四院’。”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ICU病房里了,并查出来患有高血压,母亲在一旁照顾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
他找过心理咨询师,想吐露心声,却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倾诉的欲望”。在不了解他的过去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告诉他患上了抑郁症。
七
对于一些2007年、2008年进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来说,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欧洲读博士,有人考上公务员,有人进了苹果公司,有人进了央企,也有人成了军官,还有人耽误了多年的时光后,仍在大学里念书。当然更多的人销声匿迹,失去了联系。
尽管当时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很多当时的盟友还是在“杨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组成各种小群体。
在贴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晒出自己穿着佩有上尉军衔的军装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现在过得很好,杨永信我既不感谢你,也不记恨你。”
硕士毕业的刘思恩在“如何评价杨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杨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评论他“脑子被电糊了”。
刘思恩说,当时央视拍《网瘾之戒》的时候他就在“四院”现场,他怕说错话,有意避开了所有镜头和采访。他认为《网瘾之戒》真实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态。
他说,也正是那段经历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刘思恩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些至今对‘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没啥大出息,而出来后真正认真读书的人,对那个地方不会抱有太大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不反对“电击疗法”的《战网魔》和批判“电击疗法”的《网瘾之戒》这两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坏留给后人评。”
曾经进出“四院”13次的谢坤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四院’并没有说的那么残忍和恶毒,想想里面有哪个孩子是善类,有哪个不是自私享乐不顾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开那段往事。有人承认,自己那个时候确实年少无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记者,“不要骚扰我,只想安静地生活”;还有人无奈地说,“过去的伤疤就不要再去揭开,要不然只能破坏亲情。”
甚至还有盟友对记者说,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无药可救,只有送去“四院”这一线生机的话,他也会尝试这么做的。
有位女盟友读大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想以宪法的名义,控告网戒中心侵犯人权,可最后自觉势单力薄而放弃。
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电击治疗仪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恶魔,因为父母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哪怕就是电也要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她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网戒中心里,大多数人都被诊断为心理疾病或网瘾,但实际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暂迷茫,之后他们还能回到正轨,可那些因此堕落无法回头的盟友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盟友家长看了《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文章后倍感气愤。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假设你有孩子不学习了,和正常人不一样了,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着急。这个临沂戒网中心,是一个救孩子的好地方,并不是害孩子的。”
他说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家里只顾着玩电脑游戏,不和家里接触,脾气越来越暴躁。“作为家长,我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没办法才交给戒网中心来管理”。
在他眼中,孩子从四院出来以后,内心没有恐惧,回家就和他们沟通。还把打工挣来的钱,给爷爷外公各买了一箱酒,给外婆和奶奶买了手表。
可当被问道,如果孩子“再偏”,还会把他送去四院时,这位家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会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经好了,毕竟已经长大了。孩子的行为上有缺陷,家长自身也缺乏沟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当。”
8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访了网戒中心,门口一群家长在门口蹲守,还有人从附近的小车里给记者拍照。从外面看,网戒中心的每一层入口都被两道铁门紧锁着。
当记者试图进入网戒中心时,一些带着“xxx爸爸(妈妈)”名牌的人开始跟随和驱赶记者,表示“请你快点离开”。
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杨永信,其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据8月22日《沂蒙晚报》报道,杨永信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如果没有患者,网戒中心一天也开不下去。网戒中心之所以能够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规外,也是因为有众多的家长和孩子需要这个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长和孩子不需要这个地方了,网戒中心因此关门了,那将是我感觉最幸福的事。但现在,那么多的家长带着求助和无奈而来,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这份事业,责任和同情心是驱动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结尾
最近,张旭同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
看到其中一个桥段时,他不停地流泪:被猥亵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
张旭同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但是方式有问题,依旧不能被原谅。”
有一次喝多了,他给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
“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那段经历对我有什么太大影响。”张旭同说。
这几年,张旭同和女朋友“造”过几个人,可最后也都“处理”掉了。他表示,他对做一个好父亲没有信心。
毕业后,江一帆去了离家2000里之外的鄂尔多斯,从事煤矿设计工作。
煤矿实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让矿工能够有较长的集中时间回家看看。
江一帆几乎没有用过这10天假期回过家,而是去呼伦贝尔看草原、去中卫沙坡头看胡杨林。
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矿井四五次,检查自己设计的矿井工程实施情况。
即使到了深达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内心依然充满安全感。“自己设计的自己了解,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边强多了。”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出于保护采访对象,张旭同、江一帆、刘思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