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性侵案”受害女学生因染性病曾欲买刀复仇

　　“依据《刑法》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我认为他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此提出应由中院审理 的管辖异议。”吴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据悉，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最初都确定由基层法院审理，后经社会各界广泛呼吁，最 终都“提级”由中级法院审理。

　　被称为“助学达人”的王杰，十年前创办“百色助学网。去年8月，王杰被人举报性侵女生、克扣善款，随后被警方逮捕。近日，隆林县检察院以强奸罪、诈骗罪两项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得知王杰性侵一案将由基层法院审理后，作为该案三名受害人中小然（化名）和小星（化名）的法律援助律师，吴晖说他认为隆林县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应该“提级”由百色市中级法院审理。

　　吴晖说，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并结合起诉书，百色案中，王杰涉嫌强奸三人，其中未成年人两名，另外，2010年2月27日王杰强奸小云（化名）未 遂，起诉书没有指控。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属于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形。

　　此外，王杰的行为还符合四部委《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5条中的多项从严惩处的情形。根据该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 不但应当从重，当具有强奸“农村留守儿童”、“多次实施强奸”以及造成未成年人“怀孕”或者“感染性病”等后果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而这些情形同样属于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情节恶劣和严重后果。

　　他认为，本案中，小星因为遭性侵后，染上“脏病”，病状带给她身心伤害。而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小然更是因毕业前夕怀孕，而没能拿到小学毕业证。

　　吴晖说，强奸罪之外，王杰还被指控犯有诈骗罪。他不仅利用人们帮助贫困孩子读书的善心，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强奸，还把魔掌伸向善款，这无疑伤害了大众的情感。

　　从社会影响巨大角度考量，吴晖认为，百色案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是被害人众多，还因为它时间久远，难以取证。除了已站出来的三人，更多被害人因 怕泄露隐私而失声。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根据最高法《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作为4种“提级审”类型之一,也应改由中院 审理。

　　 更在意“找回”的亲情

　　受害女生之一小然告诉北青报记者，隆林县检察院公诉书，指控王杰对她的性侵行为总共三次，她认为这只是对有王杰现场视频的几次做了认定，而实际的侵害次数，应该在七八次之多。其中一次导致了她小学毕业前“堕胎”辍学。

　　小然告诉北青报记者，妈妈在自己9岁时暴病而亡，留下7岁的妹妹和4个月的弟弟。父亲常年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姐弟三人，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

　　当渴望读书的她遭遇学费难题时，老师推荐的配有照片的助学金申请表，将12岁的她，推送到王杰面前，她的人生轨迹也由此易辙……

　　就在两周后面临毕业考时，小然发现已有两月没来“例假”。没人可以依靠的她，假借暑假跑到父亲打工城市，在药店自购堕胎药吞食下去……她也中断了一个优秀生的求学之路。

　　她说按照起诉书对王杰三次性侵行为时间看，应该没有计算怀孕这次侵害。她说王杰知道她怀孕的事，当年告诉他后，“他不但不相信，还叫我回来找他！”

　　吴晖认为，性侵幼女致其怀孕，属于对被告人定罪量刑造成严重后果的从严情节。之所以没有指控，可能与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有关。

　　据小然说，当年买堕胎药的票据没有留存。她当时也没敢把性侵经历向父、叔提及，只有姑姑知晓此事。但因和姑姑有保密约定，所以当警方突然跑去调查时，姑姑没有证实她当年怀孕之事。

　　当北青报记者提出，如果她愿意，可以找姑姑做相关采访调查，并将证据提供给检方时，小然拒绝了。“王杰最后判多几年还是判少几年，相比因为重提此事，害我找回的亲情再次失去，我宁愿选择放弃！”

　　小然去年作证指控王杰后，警方来到她家人打工地核实情况。突闻此事的叔叔观念上接受不了，觉得她给家人丢了脸，放出让她“能走多远走多远的”的狠话。之后，在当地无法继续谋生的小然，孑身一人远离乡土“流落”京城。

　　今年春节，全家人回隆林老家团聚。虽然没人表示原谅她，但小然觉得能接纳她让她返乡团聚，这已非常不易，她边说边浮现出受宠若惊的表情。

　　 身染脏病曾欲买刀复仇

　　读高三的小星与自己崇拜的“善人”王杰相见，时间是2009年2月14日，地点是百色市，缘由是王杰“想核对一下助学金申请信息”。当晚，本打算去亲戚家过夜的她，被王杰以时间太晚不便打扰为由留宿宾馆。

　　遭受王杰性侵害后，倍感耻辱的小星，一直躲在浴室拼命洗刷身上的污浊。出来时，她发现王杰正在摆弄电脑，而此前，王杰的手提电脑呈开启状态对着床头。小星没有意识到，色魔经常会在性侵现场留下视频，并以此要挟控制受害少女。

　　只是王杰没有料到，这些现场视频最后成为“自证其罪”的铁证。

　　第二天路过药店时，王杰特意给小星买了避孕药，并且“体贴”地将她送到返乡的车站。

　　回去不久，小星发现自己下体奇痒。她开始往来田阳医院做妇科检查，化验显示她的检测指标呈阳性。在之后的三个月内，面临高考压力山大的小星，又背上了病痛的重荷。药力的副作用，让她呕吐、乏力，体重一路锐减。本来能上二本的她最后只考上大专。

　　“这中间我曾联系王杰，想让他帮我出钱治病。可当初侵犯我时，口称肯定会对我负责，学费、生活费一路包到大学的他，以各种理由拖着不见。”在自费掏腰包上千元治病后，心理极端不平衡的小星萌发了报仇的念头。

　　“我花2元钱买了一把水果刀，然后约王杰出来见面。不知他如何觉察到不对劲，死活不肯出来见面！”2015年10月26日，利用午间工余接受采 访的小星坦言，那段时间，对王杰“怀恨在心”的她，总想着和他同归于尽。后来，经过班主任及主治医生反复开导，她才慢慢在心中放下此事，使得一起血案最终 得以避免。

　　六七年前的往事，小星说她不可能还留有当初治病的票据，而此前抒发胸臆的几本“私密日记”，在结识男友后，连同那把用来复仇的水果刀，一同被自己销毁了。

　　 三位女孩站出来作证

　　百色市隆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十年前“画家”王杰以个人名义创办“百色助学网”，向社会公开募捐，称以资助贫困生学习。

　　其网站资料显示，截至事发时，有4597名贫困生得到资助，募捐总额727万余元。没有公募“资质”的王杰，九年间，竟以个人银行账户受款巨资，一路绿灯。

　　事实上，对王杰其人以及“百色助学网”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但这些发声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秋楚（网名）。

　　从2014年初开始，远在山东的捐助者秋楚，开始了他的“猎狼”之举。一年间，他甚至有两三个月“埋伏”在隆林暗中调查。很快，王杰性侵女生、克扣善款的事就浮出水面。

　　去年8月，秋楚通过媒体披露了此事，并向警方提供了小然、小星、小云三名证人。“我自己也有一个9岁的女儿！”秋楚这样向北青报记者解释他做这事的初衷。

　　2015年10月23日，秋楚远赴南宁，协助隆林警方调查。当他得知被自己艰难考证出来的至少11名受害人，仍然只有最初的三人肯站出作证时，沉默良久，他对北青报记者说，如果办案过程中，能够避免“二次伤害”的话，局面本可以改变。

　　小星说，当一封注有“县检察院公诉缄”的邮件，寄到自己单位、被公司前台签收后，同事间很快传递起奇怪的眼神。“那段时间电视台在播王杰性侵的视频，大家都很敏感。检察院来函，很容易引起关注。就不能用不带检方名称的信封吗？”小星这样发问。

　　种种蛛丝马迹，终于让对小星过往毫不知情的男友，发现了她隐藏六七年的秘密。就在两人约定的“双十节”结婚登记日前，二人“闹僵”分手。“他不能容忍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我一直欺瞒着他！”小星说。

　　今年即将高考的小云，是三人中比较“幸运”的，轮到对她取证时，已经有女警在场。“针对侦查过程中存在的二次伤害，我们专门前往案发地，与相关办案部门进行了交涉。”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告诉北青报记者。

　　 再害怕也会坚持去开庭

　　3月2日午夜12点半，小然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励志照片，下面配有三个字的“标签”式说明：“流浪然”。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上“流浪”二字，于内心深处将自己定义为流浪者，三个字洞穿了小然而今的精神“无着”。

　　小然目前在南宁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余，作为爱心义工的她，会为贫困学生提供帮助。

　　2月25日，是小然农历19岁生日。远离隆林老家的她，度过了她成人后第一个生日。几个月前，在北京“北漂”了数月的她，又回到广西。“爸爸想让我离家、离奶奶近一些!”小然这样向北青报记者解释。

　　在小然的手机里，珍藏着一张“全家福”照片。这是她春节后离家前一日拍的。画面中，小然紧紧挽住父亲的胳膊，将头依偎在父亲肩上，一脸幸福。小然说，这是她和父亲唯一的照片，父亲平日很少照相。

　　“在南宁全加起来，我只有5个朋友。因为我始终没有安全感！”她竖着手指向北青报记者讲述。7年过去了，小然身上留下的伤害仍让她痛彻骨髓。

　　问她如果王杰没过几年就放出来怕不怕，小然回答：“说不怕是假的。当初他就曾对我说过，‘隆林是我的天下’。但怕也没用，只能面对”。

　　小然告诉北青报记者，在QQ空间，她曾和未谋过面的小星相约，会尽全力参加庭审，“只为看看当初的王杰，现在是什么样子！”说这话时，小然一脸快意恩仇的表情。

　　 专家观点

　　 “提级审”体现司法机关的重视程度

　　2015年10月9日，中华女子学院和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及知名刑事律师和刑事法律专家，召开儿童性侵问题应对研讨会，与会专家针对百色助学达人性侵个案的取证难点、定罪疑点及适用法律进行了探讨剖析。

　　在近日得知百色案将由基层法院审理后，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妇女儿童保护问题的专家，向北青报记者坦承了她的观点。

　　她说，当年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提级审了，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提级审了，它们最初也都是定由基层法院审理，经社会各界呼吁后，改由中级法院审理的。

　　相比“百色助学达人性侵案”，上述二案受害人也并非特别多，性质恶劣和严重程度，也并不比百色案更严重、更恶劣。但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提级审判能体现出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重视程度，法官在量刑上也不用再受基层法院刑期上的“框限”。

　　张荣丽认为，如果一个性质如此恶劣、后果如此严重、社会影响如此巨大的刑事案件，放在基层法院审理，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受到量刑限制。因为基层法院量刑的最高刑期只能在有期徒刑之内。而交由中院审理，则可以让法官“放开手脚”，该轻则轻、该重则重。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