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不能仅仅“普”知识

　　 　读者看不懂、学者认为不严谨，科普报道常难以兼顾准确与通俗  

　　对于公众来说，量子无疑是近期最常见诸媒体的科学词汇之一。量子卫星、量子纠缠、量子隐形传态……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科普推广，让这些原本生僻的词汇逐渐为人们所熟知。文科出身的赵武是个科学迷，但不同媒介上关于量子的介绍，却让他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一方面是科普很热，不光是媒体关注，业余科普作家、网络自媒体、科学家个人都纷纷发声，关键词一搜，资料很丰富。”但另一方面，赵武说，“正是因为大量信息的涌入，也让科普资讯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艰涩难懂，有的以讹传讹，有的文字粗鄙，往往刚看个开头，原本求知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赵武的吐槽代表了不少公众的想法。的确，以量子卫星发射时的科普文章为例，仅仅对于“量子”这个概念的介绍，就五花八门。

　　不满的不仅是公众，科学家群体对于不严谨、夸大事实的科普也有不满。2014年，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有媒体不加任何定语，用“有望饿死癌细胞”来形容这项成果的价值，但颜宁却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科学家惯有的严谨让她觉得，“饿死癌细胞”还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这种表述太不严谨。

　　即使是由专业科学家把关的科普类媒体，也难免有“失实”的情况。微信公号“赛先生”前不久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顾凡及质疑“赛先生”转载的一篇名为《IBM发明世界首个人造神经元，人工智能的底层硬件基石已完成》的文章，认为“IBM发明世界首个人造神经元”等多处不符合事实。

　　读者困惑、学者不满，媒体人也有着自己的纠结和苦衷。美国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创刊于1845年，目前已有1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其写过文章。但即使是这样一份历史悠久的杂志，也要不时在严谨和通俗间寻找平衡。在总编辑玛丽特·迪克里斯蒂娜看来，不是每一位科学家都是好的作家。科学家们一般适应了学术期刊的写作，却不一定习惯于讲故事。还有不少媒体人抱怨：如果完全按照科学研究的严谨思路来做科普报道，读者看不懂；写的太通俗，准确性又容易失去控制。

　　 　信息交流不对称、青少年科普资源不足、翻译鱼龙混杂，科普困境还有不少  

　　尽管近年来进步显著，但科普所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限于公众、媒介、科学家三方之间的沟通问题。

　　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马志英是上海市大众科学奖获得者。多年科普工作，让他感触颇深：“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领域的信息交流并不对称。以食品安全领域为例，因为公众越来越关心健康、养生，但在网络等媒体上，关于食品的谣言很多，不科学不靠谱的信息反而占领了阵地。”

　　科普作家、中科院郑永春博士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针对青少年的科普事业中，据他观察，近些年科普事业的声势日渐壮大，但青少年群体所能接触到的科普资源还远远不够。“今年暑假，中国科技馆单日的人流量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来北京的必游景点。但是，这个数据同样也表明，公众和青少年对科技馆的需求没能得到满足，各省市地方的科技馆如果做好了，大家也就会分流开来。”郑永春说。

　　在郑永春看来，科技馆是科普的重要场所，但运营和维护很不容易。科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激发大家对科学的兴趣，要给人带来新奇感。因此科技馆必须随着高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及时更新，因此维护成本比较高。

　　顾凡及特别提到了科学翻译的问题。他表示，目前国内引进脑科学方面的国外科普著作速度很快，但好的译作很少，甚至有的连“信达雅”中最基本的“信”这一点上就无法过关。“译者自己没有看懂原文，就按句子中英语词汇里自己最熟悉的一个中文意思代了进去，最后把这些文字串成一句似乎通顺的中文句子。”顾凡及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文铮是《七堂极简物理课》的译者，他认为，目前科普著作翻译的酬劳与其工作艰苦程度太不匹配，笔译只有大约每千字70元，与口译、影视剧翻译等高收入工作形成鲜明对比，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科普翻译鱼龙混杂的乱象，甚至有“不懂就编，不会就删”的风气。

　　 科普从业者应该更像一名导游或侦探，严谨有趣的同时注重塑造品牌  

　　今年，《七堂极简物理课》受到很多家长和科学爱好者的欢迎。仅纸书销量就早已超过10万册。凭借着隽永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科学解释，这本书广受好评，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为科普著作树立了一个标杆。

　　企鹅兰登（中国）公司是这本书的出品方之一，说起这本书的成功，企鹅兰登（中国）大众图书主编赵轩认为，《七堂极简物理课》在科普的“科”字和“普”字上都很过硬。作者是意大利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他的文笔也很出色，更可贵的是，其立意不仅仅局限于介绍科学知识，而是启发人们获得一种理解这个世界的新角度。在引进中国前，这本书已经在欧洲、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

　　郑永春直言：“我们现在对科普的认识其实有误区，科普‘普’的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而不仅仅是知识。”他说，知识是目前“普”得最多的，也是最容易出错的，即使科学家也不能保证知识的完全正确——随着科学的发展，今天的真理也可能变成明天的谬误。科普的最终目标是训练公众的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让人们在碰到问题时，能够自己去查阅资料、筛选信息、动手验证、逻辑推理，能够通过独立思考得到结论。

　　好科普的标准显而易见，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仍有不少难题需要克服。

　　玛丽特·迪克里斯蒂娜将《科学美国人》杂志的成功归结于他们长久以来很好地通过科学报道展示了为什么科学对你、我以及所有人都那么重要。“在长期与科学家打交道的过程中，编辑会引导和鼓励他们将文章写得更像是一名导游，将读者从未到过的风景介绍给他们；或者写成侦探小说般，比如，我有这样一个悬案，然后我是如何一步步揭开谜底的。”玛丽特·迪克里斯蒂娜说。

　　在翻译层面，企鹅兰登（中国）公司为《七堂极简物理课》找来了具有丰富意大利文学翻译经验的文铮，并请中山大学教授、天文学家李淼做最后的审读。文铮用“如履薄冰”来形容翻译过程，“一些看似基本的用词在科学读物中显得尤为重要，同样一个词——译成‘引力’还是‘重力’？‘匣子’还是‘盒子’？从专业角度都需斟酌。”文铮认为，科学翻译的最理想状态应是科学家和翻译家的通力合作。

　　针对科普对象的不同，马志英则会调整自己的讲述策略。面对中老年人，多采取简单易行的实验演示；面对中小学生，就会从孩子们的零食入手……马志英觉得，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科普要想更有影响力、权威性，还需注重培养起一些知名科普品牌。

　　科普很难，但无论前方有多少困境，科普事业终将更加枝繁叶茂，正如《七堂极简物理课》最后所说：我们天生就渴望懂得更多，渴望不断学习。在知识的边界，我们的求知欲在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