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让“精准扶贫”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风口”

让“精准扶贫”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风口”

　　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待补镇贫困移民安置小区(10月15日摄)。近年来,会泽县在国家的扶持下,实施扶贫搬迁安置3571户,建安居房11356户,极大改善了贫困群众的居住环境。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一家电子商务交易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在核对线上交易订单(10月10日摄)。如今在甘肃陇南,农产品电商早已成为潮流。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弄合村70岁的蓝美芳在整理烧火用的木材,站在她旁边的是10岁的孙女蓝移妹(9月25日摄)。蓝美芳一家所在的大化县是广西扶贫攻坚的重点县,七百弄乡是大化县最贫穷的乡之一。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16日,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再次强调,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这无疑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同时,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经过多年扶贫攻坚,贫困地区的投资红利、人口红利、“开放”红利等正逐步释放；而中央及各级党委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的“精准扶贫”,还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各方人士认为,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扶贫开发不仅不是一种“负担”,反而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风口”。

　　1　扶贫投资效应日益显现,撬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山大沟深、交通闭塞几乎是所有贫困地区的共同特征,也是制约贫困群众发家致富的“拦路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持续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使偏远山区在时空上发生巨变,致富通道随之打开。

　　对于遵义市桐梓县杉坪村村民樊邦贵来说,在家门口干工程一年收入六七万元,原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以前在浙江、福建打工,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也只能勉强糊口。”

　　杉坪村地处娄山关脚下,山高谷深,绝大多数村民散居在高山上。长期以来,全村约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整合涉农项目20余个,捆绑项目资金5000多万元,撬动社会资金1亿多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推动特色种植养殖。2014年,杉坪村民人均收入已突破万元大关。

　　在很多边远贫困山区,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的积累效应正在显现。农民的“荷包”鼓起来后,改善性需求增加,进一步撬动了内需。

　　云南省大姚县三台乡多年来扶持核桃产业发展。目前,全乡核桃种植户人均有核桃树191棵,2014年农民人均核桃现金收入达1.18万元。全乡92个小组已经全部修通村组公路,有1824户建了新房,有104户农户进城买房,农民购买小汽车200余辆,有1930户安装太阳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实现全覆盖。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分析,投入贫困地区的不仅是产业资金,更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拉动了投资。从消费来讲,随着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和各项投入增多,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众消费能力。

　　经过多年扶贫,一些原先的贫困山区盘活了自己的独特资源,反过来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

　　广西天峨县地处石漠化山区,近年来因地制宜推广龙滩珍珠李、油桃等“特优质”“特早熟”“特晚熟”等水果。

　　“最初发展特色水果产业,是为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如今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这一产业已成为全县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天峨县县长陆祥红说。据统计,特色水果产业占全县扣除水电产业外的GDP比重,从2010年的3.4%上升至2014年的12%,增长势头非常明显。

　　2　贫困地区“三大红利”持续释放,后发先至催生“蓝海产业”　　

　　记者在西南、西北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感受到,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正转化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人口红利。一些专家认为,我国最后的人口红利就在贫困地区。近几年来,东部地区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贵州、甘肃等地的劳动力回流趋势明显,这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的劳动力返回中西部家乡后,将进一步释放出人口红利。

　　“今年是企业用工最疲软的一年,但我们在长三角的合作伙伴依然反映用工紧张。而贫困地区的人口红利才开始释放。”甘肃省天水市劳务协会会长、甘谷县腾达职校校长张维林说,“如今,贫困人口不再是负担而是人力资源,劳务输转有望发展为人力招商。”

　　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将提供更多人力资源红利。贵州省铜仁市教育局副局长黄国刚说,经过中职教育的学生,出去找工作月薪一般都在3000元以上,近年来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职1人、技能1人、脱贫1家”。　

　　——改革红利。一些贫困山区充分利用国家的扶持政策进行试点,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

　　江西省赣州市把多项用地政策与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土坯房改造、迁村腾地等结合起来,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重点支持发展面大、带动力强、扶贫效益明显的产业,推动稀土深加工、脐橙、旅游、油茶加工等产业发展。

　　目前,赣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脐橙主产区,重点村“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初步形成,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由47.2%、35.4%优化为45.7%、38.7%。

　　——开放红利。对于一些封闭的贫困地区,“开放”给经济带来的活力更大,甚至还可能“弯道超车”、后发先至。

　　互联网让“万山阻隔”变成了“近在咫尺”,成为贫困地区提高开放度、融入大市场的一次重要机遇。

　　如今在甘肃陇南,农产品电商早已成为潮流。当地“90后”小伙康维起用了一年时间,把苹果网店销售额做到870万元,而他的父亲从16岁起卖苹果,到去年实体店苹果外销超1000万元,花了30年。

　　一些贫困地区,还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将“弯道取直”,培育“蓝海产业”。

　　随着贵广高铁、沪昆高铁等交通干线开通,贵州今年底将实现“县县通高速”,从以前的“不沿边、不沿江、不沿海”一下变为开放的前沿,催生了一系列开放的发展思路,比如率先发展新兴的大数据产业。

　　贵阳市将服务外包产业作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重要方向,将建设一个具备20万坐席的呼叫服务中心,所需的人力完全可以就地解决。

　　“一些外向的新兴产业不受地域限制,如互联网+、旅游、外包产业等,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和空间甚至比东部地区更大,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黄承伟说。

　　此外,很多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优良,绿色产业发展前景广阔。这些地方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旅游、生态有机产品、中草药材等高附加值产业,可以与东部地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3　展望2020:“精准扶贫”中的机遇与挑战

　　记者从权威部门了解到,正在编制的“十三五”规划将把扶贫开发放在重要位置,从顶层设计着手,谋划了一整套制度保障,尤其强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各级党委政府主动作为抓扶贫。

　　除地方政府外,规划还拟对行业部门的扶贫责任做出明确要求,今后行业部门扶贫工作将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顺手之举”,而是有一系列制度体系予以监督保障。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节点,以此倒推工期,我国只剩下5年多的时间来解决当前的贫困问题。“精准扶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一系列“超常规”举措、政策“组合拳”,将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利好。

　　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例,从2011年的272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433亿元,年均增幅达18.1%。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又增长至467.45亿元。此外,交通、水利、国土、农业等行业部门也在贫困地区安排了大量项目。

　　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投入到贫困地区的财政资金必将“只增不减”,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一个多月前,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北京签署《政策性金融扶贫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易地扶贫搬迁、光伏扶贫、旅游扶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合作。

　　我国已开始探索以金融资本撬动扶贫开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我们现在一年的专项扶贫资金400多亿元,平均下来一个人只有几百块钱,靠这脱贫显然不够。要把这笔资金放大,撬动金融的钱。”

　　当前,扶贫难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让扶贫开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

　　——从贫困人口的数量看,贫困人口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还有贫困人口7017万人。按照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贫困人口还有近9000万。

　　——从贫困人口的分布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经过多轮扶贫攻坚,目前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角落里”——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偏远山区,无论采取何种扶贫方式,难度都比以往增加,不少地方面临“保护生态”与“加快发展”的矛盾。

　　——从贫困群众的诉求看,日益呈现多样化。一方面,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要求也增加了扶贫开发难度。

　　随着扶贫工作进入冲刺期,单纯依靠一个政策、一项举措让上百万人脱贫已不现实,扶贫政策边际效应不断递减。顺应这一趋势,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分类施策,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整村推进、易地搬迁、保障兜底等举措将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主轴”。而这些举措的实施,将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给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