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焦虑的根子在自身

　　5月中旬我刚访问了美国，见了几位参众议员和资深教授，接触了7家智库，还与一些媒体人座谈。总的感觉，美国对华看法比较多元，释放的信号相当复杂。美国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悲观派”。我最有意思的经历是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激烈的谈话，他表达了对未来中美关系最严峻的看法，强调只要中国按照现在的速度成长下去，中美对抗甚至是冲突就难以避免。他认为中国正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国与其等待未来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无法控制，不如现在就联合起来应对。他的观点在美国属于极端的少数派，不少人让我不要太关注如此脱离现实的言论。

　　第二类是“乐观派”，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和科技界领域。他们对与中国合作期待很高，认为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会带来更多机会，能为双方创造共赢的结果。他们提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0%以上，中国保持增长和中美合作对于美国、对于世界都至关重要。如果中国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为各大贸易国和跨国公司提供巨大机会，而作为中国主要合作伙伴的美国企业将获益良多。

　　第三类可以称为“谨慎派”或者“焦虑派”，这好像是当前美国智库在对华看法上的主导性情绪。许多人坦诚地表达了对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担忧，但并未得出过于极端的结论。美国所有智库和媒体都在激烈地讨论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意图，他们关注的焦点似乎不在于领土的归属，而是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因而主张美国要坚决顶住中国的扩张。

　　在美国智库和媒体看来，正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无论中国做什么都会引发关注和疑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容易被放大和政治化的原因。

　　我再次见到基辛格博士，他在谈话中坚信美中两国合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张多沟通，真诚合作。对于未来秩序，他认为世界进入一个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但是会很艰难。

　　多重焦虑和矛盾的心态，使美国对中国在气候变化、海上搜救与护航、全球经济治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总是在支持、认可与怀疑、阻碍之间摇摆，对中国成长的正面和建设性效应喜忧参半。例如中国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投行”以来，美方释放的信号十分混沌。但是形势比人强，这次我在美国听到的各方结论相当一致，都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积极支持和参与其中。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之间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和秩序，好像还没有先例。是否美国还是习惯并且希望继续“我主、他辅”的领导世界的方式？近年美国领导人和学界一再强调，必须保持对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对“领导权”问题的焦虑，是否源于对自身处境和世界变化的不适应？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出现的起伏是否也折射了这个变化？

　　例如，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美国强调同盟体系，但是美国统领的军事同盟不涵盖所有亚太国家，仅仅依靠同盟这个小圈子、只保障同盟成员的安全利益，如何能维护亚太整体的和平与秩序？如果把自己和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亚太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如果以为对小圈子的领导地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难以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所以，并非中国或者哪个国家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是美国自己需要走出旧的理念和习惯；需要考虑基辛格博士所谈到的，如何构建一个共同分担责任的世界秩序；需要克服现有的所谓“安全秩序”缺乏包容性的缺陷。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就是希望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重要的大国避免陷入大国竞争和冲突的老路，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也为世界大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作者傅莹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