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之滥是缺乏责任担当之患

　　17岁少年，今年从技校毕业准备就业，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是个“黑户”。眼看着没有身份证无法就业，少年的家人向“12345”政府热线求助。南京江宁警方介入此事后，慢慢捋清了少年“黑户”的曲折原因，并暂时为其办理社区托管户解决难题（据4月22日《现代快报》。

　　就在日前，有媒体报导，淮北女孩闫敏因自己办理教师资格证需要居委会认定无犯罪证明，居委会要求必须派出所先开具无犯罪证明他们才能盖章，派出所要求必须需要无犯罪证明的单位先开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他们才能给开无犯罪明，而相山区教育局表示不需要他们开需要无罪证明的证明，这让张丽很少无奈。最终在媒体帮助下闫敏得以拿到无罪证明。

　　如果说闫敏遇到的是个“鸡生蛋蛋生鸡”无厘头证明，然对于南京这位17岁少年，足以证明“证明”的强大，因为一直没有户口，少年从小学到中学，直至技校学业期满，每年都是凭社区证明上学，眼下到了就业季，光凭一纸证明显然已不顶用，虽说只是办理了社区托管手续，好歹也算临时解决了就业难题。

　　凡是都需要证明，这或许是我国公民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大“特色”，几乎还处在娘胎里，各种证明就一直伴随而来，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需要向当地社保部门提供“活着的证明”。如果说在通讯科技尚不发达的上世纪之前，缺乏信息共享，相关部门对公民个人信息资了解不多，在办理某些事物时，需要提供相关证明，倒也无可厚非，但如今早已是信息时代，每个人的所有的信息资料乃至经济状况，相关部门只要想要，几乎可以在个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都能了解的一清二楚。比如淮北女孩闫敏所遇到的“无犯罪证明”，教育部门与当地警方沟通联系之后，完全可以掌握所有办理教师资格证者有无犯罪记录，既不需要个人“兜圈子”开证明，也生不出这些“踢皮球”的事来。

　　平心而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对社会与个人领域的管理均已实现数字化，如果说出于某些法规程序所必须的书面证明之外，一般情况的证明材料完全可以从部门信息共享中轻松获得，也完全可以解脱公民个人的奔波浪费，同时更能高效和节约各种资源与成本，实际上，凡是需要证明，不只是长期特殊历史加之通讯落后延续下来的一种惯性，实质上也已经沦落为某些部门单位凸显权力的一种象征，并且形成了证明迷恋。而在某些基层部门，开证明盖章居然也成了乱收费的一项。公众虽然多有诟病，然收费可免，证明依然。

　　事实上官方盖章的证明可信度究竟有多高，是否就如同其证明的那样，恐怕连某些部门单位自己都未必相信，很多情况下，证明的实质意义就是一纸证明，很多部门并不在意证明内容的真伪，所强调的只是有没有那张盖有印章的纸片，对于某些部门而言，索要证明的最大意义就是一旦出问题可以作为免责的依据，以至于开证明需要证明，证明了一圈，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笔者有幸当过多年办公室主任，开出的证明无数，无论认识不认识，了解不了解，只要是证明个人表现的内容，几乎无一例外的用尽溢美之词夸赞一番，证明给相关部门单位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这家伙字写的不错”。

　　证明并不能证明什么，尽管屡受诟病，然却一直是几乎所有部门单位给群众办事必要的材料之一，虽然国家多次提出简政放权，简化手续，而与群众关系密切的各种证明，却总被基层部门单位有意无意的忽略。在笔者看来，政府部门应当将涉及群众的信息资源进行科学整合，部门共享，尽可能减少群众重复跑腿和时间浪费。

　　其实，转变部门作风，不只是消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能够由部门自己或协调解决的问题不要推给群众，把最大的便利留给群众，能够珍惜和体谅群众的时间与各种办事成本，才是真正惠及民生的作风转变。否者，证明泛滥，不只是让人们感到疲倦厌烦，唯一能证明的却是政府部门缺乏责任担当，无论对群众如何笑脸相迎，折射出也只是圆滑而已。（朱永华）

编辑：覃凤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