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被抓单位求情 “公函求情”频现倒逼问责机制落地

　　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于去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64万多元。该案于上周五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时叶军承认全部指控，叶军的辩护律师出具叶军单位出具的“求轻判”证明，希望法院从轻判决。（ 相关链接： 深圳一贪官被抓 其单位出公函求情：他工作勤勉 ）

　　单位出具“求轻判”证明，希望法院从轻判决本单位“生产”的一名贪官。近年来，“公函求情”事件时有发生，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有的称被告“表现好，贡献大”，有的认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有的表示“对当地经济发展不利”，等等。然而，不管理由多么充分，不管言辞多么恳切，“公函求情”频现，均是对司法公正的非法干预。

　　贪官的受贿行为，是公众深恶痛绝的，也是法律严惩的对象。深圳水务局作为行政机关，竟然出面替涉贿官员求情，难免令公众对该单位的行为动机产生怀疑，这到底是因“工作勤勉”，还是另有“不为人知”的隐情？当地的司法机关理应公正执法，不要被“公函求情”所左右，一查到底，秉公而断，将贪官绳之以法，这才是执法部门维护司法公正的明智之举。显然，当地司法机关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对于“公函求情”等非法干预司法行为，不能止于司法机关的坚决抵制，有关部门应进行问责查处。问题是，目前我国没有“干预司法罪”，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单位或个人因干预司法获罪或被问责。事实上，早在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公函求情”频现，倒逼问责机制落地。首先，严格落实行政干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使权力敬畏法律。同时，建立巡回法庭制度，严防地方行政干预司法。特别是，基于我国屡屡发生干预司法的现象，建议设立“干预司法罪”。通过立法，将任何权力、人情、利益等干预司法公正的行为，均纳入追究法律责任的轨道之中，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

编辑：蒋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