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让贫困大地萌发生机——扶贫一线的人才群体
他们，让贫困大地萌发生机
——扶贫一线的人才群体
如今，一些贫困地区人才的“冻土层”被打破。山村乡贤、扶贫“闯客”与优秀干部正不断向扶贫一线集聚，释放新的红利，成为扶贫“增量”。
新乡贤：“金凤凰”带着乡愁回归
再穷的村也有先富的人，再富的人也都有乡愁、乡情，他们是最愿意把老家的人拉一把、先富带后富的人。
深山中的甘肃通渭县马营镇新庄村，从2014年起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工厂——养羊场；第一个“银行”——羊银行。羊场成规模地养殖上千只羊，并以“投羊还羔”的模式，向群众“贷”出基础母羊，群众两年内向羊场还两只羊羔即可。在这个山村，已有140多户群众加入规模养殖的行列。而羊场、羊银行的创始人，是30多年前村里考出去的一位大学生、如今年届50岁的王照基。从寒门子弟到重点大学本科生、科研院所的技术骨干，再到自己创业，王照基已是甘肃省一家知名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事业有成的他，有一个情结久久萦绕不去：如何让老家的生活也好起来？
在通渭县，每个贫困村都有一个企业来对口帮扶，而帮扶者主要是30多年前曾被食不果腹的赤贫逼走的“闯客”，当他们创出一番事业，又都不约而同想给老家做一点事。通渭县委副书记谢占武介绍，“打工皇帝”因转型需要或乡土情结，许多都愿返乡先富带后富，进行扶贫接力。不独通渭县，在“回商”故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陇东革命老区，都有一批“回商”、煤老板、油老板回到村里先富带后富。
在重庆，云阳县无量村大果水晶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大可也是一位新乡贤。无量村坐落在双土镇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坡陡沟深，土地贫瘠，2000年村里人均收入不到300块钱，当地人都说“无量山上无饭吃”。然而，就在村里不少青壮年想“跳农门”时，一只“金凤凰”反而飞了回来。
那时，杨大可和妻子毅然放弃了“白领”生活，回到无量村承包了288亩荒山荒地种梨。“我看准了项目，下了决心，3年之内要争取干出名堂。”杨大可说，在全家起早贪黑拼命干了两年后，终于在2002年让黄灿灿的梨子挂满枝头，3万多斤梨共卖了近6万元。
“是党员，就不能只顾自家富，而要闯出一条乡亲们都能致富的路子来！”之后，杨大可走村入户，带领村民们种梨致富。他先后成立了云阳县大果水晶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建立产业党支部，实行“合作社+基地+种植户”模式，并牵头注册了“大可水晶梨”特色鲜果商标，水果畅销成都、武汉等10多个大中城市。如今，杨大可又借鉴发达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经验，在无量山推出了“山上种树、树下种草，草地养畜、畜粪肥地，养蜂授粉、农业观光”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
扶贫“闯客”：一人带活一池水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许多贫困村都有一批自学到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他们不一定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从十七八岁起就在劳务市场中闯荡，市场灵敏度强，缺什么就学什么。
近期，记者在革命老区甘肃庆阳市随机采访8个贫困村，与村支书一道依据村里现有基础数据，按家庭收支情况、收入来源和支出去向，将所有农户划分为几个档次。结果在这8个村中，有6个村的增收最快主力军是外出务工人员中掌握了一技之长的“大工”人群，每年一个人带回来的收入就在5万元到8万元左右。这些人有几个共同特点：眼睛从一开始向下看地里，变成朝外看市场；手里没有钱，但在外多年，吃苦掌握木工、砖瓦工等一门小技艺；脑子越用越活，有的渐渐发展成包工头、小老板；腿越来越长，最早在附近打工，然后是全国各地哪里挣钱多，就往哪里跑。
扶贫“闯客”不一定是村里的富裕人口，但一个人却能带活一池水。特别是电商扶贫，让贫困地区的万山阻隔变成网络上的近在咫尺，一个家庭中曾经的非主力成了新主力。
作为我国首批电商试点市，甘肃陇南市电商扶贫两年间突飞猛进，开办网店5923家，实现农产品网上销售10多亿元，带动1.64万余人就近就业。从网上叫卖3个月只卖出1箱苹果，到苹果网店销售额达870万元，陇南市礼县“90后”小伙康维起用了1年；而他的父亲从16岁卖苹果到去年实体店苹果外销超1000万元，花了30年。
治村能人：敢干事、能干事
河南滑县是中原地区重要的产粮大县，全县贫困人口12.5万人，贫困村178个，一些村在村支书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滑县扶贫办主任王印章说，凡是发展比较好的村，村组织建设都比较好。
在滑县慈周寨镇北李庄村临近省道的农田里，一排排的蔬菜大棚成为该村亮丽的风景。2012年之前，北李庄村总共3000多人、900多户中，贫困户多达500多户，而到去年，还剩202户贫困户，今年底预计全村90%的人口都将脱贫。
2008年，32岁的刘洪选当选为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当过兵、做过销售，在村里开了一个制造铁门的加工厂，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考虑到村里一部分人有做木工的传统手艺，他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村里的家具小作坊进行整合，组建了一个家具产业园，有24户入驻，都是村里较早富裕起来的人。
刘洪选说，产业园效益还可以，但它的带动性不强，属于家庭作坊式的，所以在2011年他就将蔬菜种植作为全村的扶贫产业。如今，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家种大棚，而妇女、老人可以到大棚里帮忙做短工挣钱。这几年每到收获季节，本村的劳动力根本不够用，吸引了不少附近村的村民来打工。
“扶贫得有产业，有了产业，人才自然就回来了，没有合适的产业硬拉也拉不回来。”刘洪选说，“一个村要想发展好，首先得有一个团结的村委，敢干事，敢承担责任，这样才能办成事。”
驻村干部：群众不脱贫，我们不撤离
当前各地政府力推的精准扶贫，不仅为贫困地区带来了政策、项目、资金的精准“滴灌”，实际上也带来了帮扶力量、智力资源的精准对接。贫困地区一向是人才洼地，想要通过市场途径实现人才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的逆向流动，难于上青天。而发挥政府“有形之手”进行干预，让干部队伍下沉帮扶无疑是一剂“速效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选派扶贫工作队是加强基层扶贫工作的有效组织措施，要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今年4月，中组部、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为贫困村选派优秀干部担任村支部的第一书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西北的特困村甘肃环县甜水堡镇鲁掌村278户村民第二次迎来干部工作队。第一次的工作队是为推动包产到户，而这次则是反贫困。鲁掌村有上百户人每天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美元。2014年，村里来了一支由10名县、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工作队已在鲁掌村驻扎了300多天。群众不脱贫，我们不会撤离。”镇党委副书记侯跃东说。
“马老汉问武晓岗，人均7分地，如何奔小康？武晓岗回答很响亮，只要龙头舞起来，只要融入大市场，7分地也能奔小康。”这是甘肃临夏州和政县三谷村群众给“双联”(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干部武晓岗编的段子。武晓岗是甘肃省农发办评审处处长，3年前初到三谷村，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群众种着洋芋、油菜、小麦老三样，穷了还种，种了还穷，农业生产与市场严重脱节。如今，走进三谷村，观念转变的百姓在地里栽植树莓，种起中药材，人均纯收入比2012年翻了一番。
在甘肃，像武晓岗这样的“双联”干部有40.8万名，他们与67.1万群众“结亲”，还有1.5万个单位与1.56万个村结对。东乡县委副书记马斌认为，“双联”和帮扶工作队名不同而理念相通，都不鼓励用堆砌权力、资金、资源的办法完成脱贫指标，而是发挥优秀干部学历高、见识广、能力强的优势，充实基层组织，以便精准而系统地帮助贫困群众开阔眼界、提升能力。
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王荣介绍，宁夏向每个贫困村选派两到三名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基本遵循一个单位的人员驻扎到一个村的原则，一驻两年，每月不少于20天，其间不得轮换，任务是要在抓项目过程中，重视培养村干部、致富带头人，保证干部驻村帮扶的持续效果。
驻村干部的烦恼
目前，下派驻村干部填补农村人才短缺还存在隐忧。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驻村干部缺乏后方支援，单凭个人能力效果欠佳。一是部门之间“财力”有差异，财政、卫生等部门帮扶力度大，省级单位的帮扶效果明显好于市县一级。二是有的“干部派下去，部门就不管了”，干部更多的是发挥个人能力“送钱送物”，面对贫困程度深的村子，感觉杯水车薪。
有一些下派扶贫干部认为，自己所在部门没有项目、资金，无法给贫困村带来具体的变化，在村里似乎并不能发挥很大作用。四川东部某县一名下派扶贫干部说，如果扶贫干部没有给贫困村带来项目或资金，并不会受到村民多大的欢迎。
驻村干部发挥作用的持续性有待提升。部分驻村干部提出，之前一些部门单位下派过驻村干部，当时承诺为村上做一些实事，帮扶时间到期后，事项由于多种原因未完成，留下“半截子”工程。另外，驻村干部为群众争取的产业项目要取得明显效果，还是要依靠村两委班子，但短期内其能力很难大幅提高。
2014年10月，四川巴中市南江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主任李德泉被选派到寨坡乡溪口村进行驻点帮扶。李德泉驻村后发现，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全村的口粮全部靠买，土坯房占90%比例。打工的人赚了钱想修房子，也由于道路不通运不进来材料。村里的产业扶持主要集中在中药材上，但面临技术瓶颈和交通影响。
让李德泉颇感头疼的不仅是脱贫任务艰巨，还包括“脱贫考核”。他说，上级要求按季度脱贫考核，有的地方甚至细化到月，一级一级往下压。“给我下了3年脱贫任务，村里31户贫困户今年要脱贫15户，我只有估算他们中药材的收益，找出他们中种植面积大的，从高到低排。但是第一季度没有收成怎么办？只有先报一个数字应付。这种过于细化的考核其实对扶贫并没有真正的作用。”李德泉说。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刘维嘉表示，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按季度或按时间上报脱贫人口，应是基层的片面理解。“每年下达任务时，都有一句话，即将减贫情况落实到乡、村、户，让工作落到实处，要报计划。”刘维嘉说，“基层干部有情绪可以理解，主要原因还在于脱贫任务压力传递后，部分地方在政策执行和落实中走样或产生偏差。”(采写记者：张钦、李松、陈地、邹欣媛、刘金辉、吉哲鹏、李丹)
让“土生人才”驱散贫困的阴云
截至2014年底，我国尚有贫困人口7100万。部分基层干部、学者认为，要多措并举，一方面通过劳动力素质培训，把贫困人口负担及早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源，释放人口红利；另一方面，积极搭建共赢平台，集聚人才人气，创造扶贫的人才红利，让更多“土生人才”驱散贫困的阴云。
重视培养村干部，打造扶贫的战斗堡垒
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贫困地区农村要吸引、留住、培养人才，应从提高村干部待遇，从制度上加大对致富带头人的培养支持，以及完善驻村干部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着手，建立解决贫困地区人才短缺的长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基层是基础。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人才处副处长李红军认为，首先应稳步提高村干部报酬待遇，分级落实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完善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切实解除村干部后顾之忧。同时，每年分期分批组织村干部到各级党校参加业务轮训，发挥现代远程教育平台作用，积极帮助村干部掌握实用技能、及时了解各方面信息，组织村干部“走出去”，开阔眼界。
贵州省近年来着力提高村干部收入水平，一些地方不但大幅提高村干部收入，还通过试点坐班制、绩效考核等促使村干部专职化，为村干部收入建立动态增长机制，提高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但受制于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这些试点全面铺开尚待时日。
对于广受贫困地区欢迎的干部驻村方式，基层人士建议，省级财政可为驻村干部的选派村提供一定专项资金，市县财政可为驻村干部提供相应的办公经费等。另外，应尽快落实或调整保障政策，制定详尽的考核制度，让驻村干部沉下身、干实事，奖惩分明，避免少数干部“身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为了提拔而驻村”。同时，考核应涉及驻村干部所属的帮扶部门，让其从上到下重视起来。
善用市场力量，培育农村各类实用人才
新一轮扶贫开发处在我国经济增长总体放缓、财政增收总体放缓的宏观环境中，必须注重挖掘市场潜力，释放人口红利，创造人才红利。目前亟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培养好新型实用人才，二是构建共赢格局。而培育农村新型实用人才，不仅需要政府资源整合，更需善用市场“撮合”。
“当前水稻栽培主要面临这么几大问题……”指着墙上的投影屏幕，40岁的河南信阳丰田园种业公司董事长王中海正在给种粮大户上课。台下1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30多个大户挤在一起，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
“通过培训，农民能获得贴近需求的低成本水稻种植技术，我们公司也能配套推广优质良种，双方都受益。”王中海告诉半月谈记者，类似这样的水稻种植培训，他一年要做50多场，培训农民超过1000人次。公司每年以农民培训为平台，可推广水稻种子20多万亩。
一位农业专家指出，目前不少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为了推广、销售新品种、新技术，愿意主动为农民提供服务，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未来农民培训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于天水市甘谷县六峰镇中州村的贫困户王丽娟来说，变身产业工人的梦想从未像现在这样触手可及。目前，王丽娟在甘谷县腾达职业技术学校接受技能培训即将结业。与此前当地的劳动力技能培训不同，这所学校与波司登等多家上市企业签订劳务输送协议，外包电子产品装配、缝纫等部分生产线进行带薪培训，学员结业后直接上岗。仅今年一季度，腾达职校就输转天水、陇南等贫困地区劳动力9200多人。
“今年是企业用工最疲软的一年，但我们在长三角的合作伙伴依然反映用工紧张。而贫困地区的人口红利才刚开始释放。”天水市劳务协会会长、腾达职校校长张维林说，“贫困人口不再是负担而是人力资源，劳务输转更有望发展为人力招商。”
半月谈记者调研时，一些企业界人士认为，我国最后的人口红利在贫困地区。只要因势利导，“世界工厂”的用工需求与群众的脱贫需求就会对接起来。
培养扶贫人才应有顶层设计，“十三五”扶贫期盼更给力
“十三五”规划制定在即，扶贫工作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2020年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扶贫工作面临冲刺期。基层干部群众建议，针对贫困地区的人才建设，国家应有顶层设计，从大学生村官、对口帮扶、农民培训等多方面着力，为贫困地区建设一支留得下的人才队伍，如此方能保证贫困地区在2020年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一些基层干部呼吁，资金不能光盯着项目，对人才也要舍得投入。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支持一部分应明确投向人才建设方面，应改变工资“越到基层越低”的现状，加强财政保障，切实提高基层干部、大学生村官、尤其是村干部的收入水平，让其能够扑下身子从事扶贫开发工作。
部分干部建议，国家应出台贫困地区实用人才、新型农民培养计划，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的能力素质。黔西南州晴隆县副县长赵仁亮认为，基础教育是农村人才建设的长远之计，但目前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仍旧偏少，农村教师收入偏低，影响了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他认为，当前亟待提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收入水平。
基层干部建议，从对口帮扶、挂职下派等工作领域，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人才“滴灌”，缺什么就培养什么、输送什么。从2013年起，甘肃省联合“一行三会”，每两年从各个金融监管机构、金融企业选派得力干部百余名，挂职担任贫困地区市县两级分管金融的副市县长。定西市金融办副主任吴智渊说，到定西挂职的金融干部，不仅打造出“中药材产值保险”等多种金融扶贫产品，还带出了一批熟悉金融运作规律的本土干部。对贫困地区来说，后者可能比前者更有价值，更为长远。
